改革开放30年系列：52岁妇女与30年国企改革影子

　　读书进修深造 工资年年长，企业经营隐藏危机

　　陈凤英最早跟丈夫分在同一个厂——栗木锡矿下的选炼厂。周建国是技术员干部，她是工人，负责冲水选矿、洗砂。

　　“刚过去不久，他爸就获得了一个进修深造的机会，回到他原来的大学进修一年。回来后就由原来的技术员开始做管理工作，经常出差，洽谈各种业务，另外也抓技术生产带新技术员，家里的日子一下就好过了许多。当年就买了一台12寸的芦笛牌黑白电视机。”

　　陈凤英也开始盘算着要通过学习进修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时一个机会也向她招手了，幼儿园缺一名老师，她自告奋勇找到相关领导，说明自己的想法，88年当起了幼教。正好碰上涨工资，涨幅标准根据职称定，她作为一个刚刚工人转过来的新人，涨了十几元，而别的有职称则涨得多得多，最多的一下从33元涨到了66元。从88年到90年，多次进行了工资调整，一下涨到了100多元，但是陈凤英还是没有评上职称，涨得最少。一向冒尖的她终于按耐不住了，办理了带薪自费手续，到自治区首府南宁幼儿师范学校进行脱产学习，经过3年的努力学习，终于拿到了幼师函授中专的学历，这个时候她也顺利评上了3级教师、不久后晋升2级，由于有了学历，又肯钻研，不断进步，此后连年获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在95年获得了省级先进工作者，陈凤英又找回了昔日的自信。

　　这段时间，陈凤英家里的摆设也在不断地变化，87年添了14寸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凤凰牌单筒洗衣机、真皮长沙发、88年用国库券换了落地风扇、高压锅，90年代初有了电冰箱，又添了一辆新的凤凰公主自行车（可以从前面上车，不需要把腿跨得很高，骑起来非常优雅，可以穿长裙骑，风吹裙裾，像公主一样）。

　　我跟陈凤英谈兴正浓时，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打电话回来了，正好跟他聊起了从到栗木锡矿到90年代初的自家变化，这也正好是他2岁多到小学毕业的时光。他说，“感受最大的就是自己的球鞋越来越多，小时候冬天冷，没有棉鞋穿，家里一年只买一双帆布白球鞋，鞋面补丁堆补丁，鞋底胶皮贴胶皮。除了夏天穿塑料凉鞋外，常年穿它，鞋底上两节体育课就磨破，下雨天漏水，所以年年冬天长冻疮，肿的跟个红萝卜似的，冷就疼热就痒。到了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就有了旅游鞋了，人造皮的那种，很洋气，脚也暖和多了。以后每年都可以买好多双球鞋。”

　　此时，职工收入是在不断增长，而矿区的商业也变得更加发达，各种消费场所和消费方式不断涌现，有人就经营起了大型的溜冰场、游乐场、各种高档服装、商品源源不断地进来，外地来做生意的也多了，卖羊肉串的新疆人、卖坚果的东北人、开饭馆的四川人……五湖四海，而几十公里以外的爱美的县城人也常常到这里来购物，因为这里的服装都是从广州进的货，更新又快，时髦。所以矿山人腰杆也硬，尽管地处在恭城县的一个小镇的一个乡的辖区之内，但它是中央直属副厅级企业，出到外面，别人问是哪里人，他们都说是“栗矿人”、“栗桂人”、甚至“矿山人”也不会说自己是“恭城人”。

　　但是这些表面的繁荣背后却隐含了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危机。从1984年10月到1993年底，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先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改革，随着指令性计划的减少和价格的不断放开，不少国有企业被推入了市场，按照市场法则进行经营。

　　栗木锡矿由于生产稀缺矿产，不存在销路问题，这让领导者产生了错觉，结果是一味追求扩大再生产，忽视了立足长远改制转轨的改革，导致矿储品味越来越低，成本不断高倍攀升，所获利润越来越微薄。

　　“我们那个时候工资正常，过得还比较滋润，那几年单位的公共活动场所工人俱乐部、凉亭、电影院越建越豪华，别人都管我们那里叫‘小桂林’，说的就是我们洋气。”后来陈凤英他们才知道，这些建设资金也都是矿里借来的。“我们心里就开始发慌了，好好的矿山怎么就要借钱了，以后可怎么办呢。”

　　“93工改”成最后馅饼 个人命运与企业紧紧相连

　　93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大规模工资调整。栗木锡矿的职工从上而下都享受了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政策，最少的也长了100多元。这一次，陈凤英的工资从300多调整到500多，丈夫的工资达到了近700元。但是大家并没有从工资调整中获得多少喜悦，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的工资早已不能正常发了，常常是65%左右的发，一到发工资，成了领导们最头疼的事情，一面到处借债，一面安抚人心。到94年、95年、97年中央又一度下达可以工资调整的文件，已经负担沉重的栗木锡矿只能按照企业自身情况低调处理了。

　　陈凤英家的陈设变化大致也从这个时候，用3500多元更新了一台21寸康佳彩色电视机、一套转角矮柜、组合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停滞的状态。

　　1994年，中国的企业改革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那年，栗木锡矿也依据政策改成栗木有色金属公司。但是企业已经负债累累，大而全，小而全的沉重包袱无法甩开，原矿品味大幅下降，又出现了产品不抵成本的现象，生产越多亏损越大，企业只有通过向银行借贷的方式来补偿损失。

　　“那年要是能够把医院、学校、宾馆、食堂这些包袱从企业分离出去，我们今天的日子也会好过很多，矿山也不至于那么快会关闭，大家的日子还能好过几年。”陈凤英说。

　　多年拆东墙补西墙的借贷方式，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到了2003年，固定资产已经远远低于债务，只能宣布关闭。

　　职工全部进行了分流处理，或调到别的单位，或放宽条件退休，或买断工龄，自谋职业。这一年，陈凤英和老伴儿回到了桂林市，她到了一个幼儿园做了聘用教师，周建国也放下厂长的架子在某高校做起了后勤保卫工作。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就1000来块，孩子正在上大学，工资收入已经不能满足一家人的开支，只能外出打工挣钱。

　　2005年，眼瞅着孩子毕业并且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企事业又补发了多年拖欠的工资，老两口一下子有了好几万元，于是考虑重新在桂林安个家。以前企业集资建房，老两口考虑孩子念书，也没想在桂林定居，就放弃了集资资格。这一次，他们花了当年3倍的价格购买了房子，图的是这里住的都是熟人，大家相互有个照应。”

　　重新装修后，孩子又给添了34寸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

　　如今，陈凤英的日子过的挺充实：每天一大早先跑两公里，然后到金山广场和一群老头老太太跳老年舞，再然后是买菜做饭，在小区里串门，和邻里们聊天。

　　当然，陈凤英也有苦恼。在家里，她一个月守着几百元的退休金过日子，常常被孩子嘲笑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老师但是待遇一直按照企业走，虽然这些年教师的待遇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偏偏幼儿园教师没有得到很好安置。” 陈凤英脸上已没有了抱怨。

　　30年，陈凤英先后在两个国企工作，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国有企业改革的四个阶段，看到了一个企业从辉煌走向“灭亡”，再得到重生。她自己的生活与企业的命运紧紧相联，在起起伏伏中遍尝甜酸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