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报道：一个北京青年的30年

　　如今的北京，每年有几百万人怀揣着梦想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打拼。他们中有的人来了又走，有的扎根在这里。很多人说喜欢北京的文化，但没有几个人能接受北京的大杂院。只要有条件，大家都会找一间楼房来住，哪怕只是一个群租的床位或者潮湿的地下室，也不会选择大杂院。

　　老刘其实不老

　　老刘是整个院子里最年轻的受访者，却是最喜欢说自己老的，用他的话说就是，生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年代，大几岁的经历过磨难，早就结婚生子过起了小日子，小几岁的蜜罐子里泡大，鲜衣怒马席卷而来，自己除了倚老卖老之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遮羞布。对于采访，老刘显得有些淡漠，但是聊起来之后，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逻辑感，“毕竟受过高等教育嘛，咱也是按照国家栋梁的标准培养的。”

　　老刘后来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栋梁，经历了数次考研的失败后，他成了一个“互联网民工”。“小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以后21世纪了，什么活都有机器人替咱们干，大家就躺在床上享福吧！前几年我还纳闷儿，哪有机器人啊？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自己都变成了机器人，每天坐在那一动不动，按照固定的程序工作……”

　　牢骚归牢骚，老刘自己也承认，他的这份工作比起大多数同龄人来说好了很多，当然也更辛苦，每天上班十三四个小时，加班无数，因为这个，老刘错过了不少姻缘，也不得不在公司附近租房，成了这里唯一的本地房客。

　　老刘的家原本在城南崇文区的一条胡同里。过去的北京，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崇文宣武一代聚居着大量的城市手工业者，人力车夫，小摊贩等等。花市，磁器口这种地名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老人的说法，这条胡同曾经是京杭大运河进京的一条水道，当然后来这里像老舍笔下的龙须沟一样被填埋了，也不再有所谓出胡同往东一里地都是乱坟岗的情景。再后来，这里随着旧城改造运动被轰鸣的推土机夷为平地。

　　2002年中国的城市圈地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整个北京随着申奥成功变成了一个大工地，老城区的平房被高效率地拆除。虽然城里的树被砍掉了大半，但是“XX花园”却取代了胡同成为地图上最常见的字眼。北京的房价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大幅上涨，但是开发商们给拆迁户们的补偿款却越来越少，当然少不了“血谏”的，但也不能指望每条胡同都有这样的“烈士”。那些号召大家坚守阵地，跟开发商死磕到底的人，往往就是拿了黑钱第一个秘密搬走的。松散的邻里关系在金钱和权力的威逼利诱面前是如此的无力。

　　老刘家和很多邻居一起被迫去了更偏远的大兴丰台等地买房。“老北京都被挤出北京了！很多人抱怨说在城里听不到北京口音了，是啊，欢迎你们到卢沟桥或者燕郊去听……”老刘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些激动，但更多是无奈，市场经济来得太突然，北京人这个自诩天子脚下，缺乏竞争意识的群体几乎没有作任何抵抗就败下阵来。“我会回来的……”老刘最后甩出一句《终结者》里的台词来。

　　童年

　　老刘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33岁，母亲也28岁了。 “出身不好”让他们错过了各自的幸福，最后勉强生活在一起。争吵不断，争吵完就是长时间的冷战，这看起来像大多数电视剧里的情结，但是老刘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对爱情和幸福的概念一窍不通，像昆虫一样脑子里只有生命周期。而他自己正是这个悲剧的产物。“我以后不会这样干了，勉强的婚姻太痛苦，如果是这样，不如做个独身主义者算了。”

　　因为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老刘成了这个小家庭唯一的孩子，但却是一个大家族里的第三个男孩，这使得他从小并未获得更多长辈的关注，但在三口之家内，却受到了严厉的管束。老刘说，这种“真空中的高压”使他慢慢丧失了自信和表达欲望，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老刘说话喜欢上纲上线，童年留下的记忆都能被他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比如他认为胡同是孩子们最早形成团体观念的地方。一条胡同的孩子就是一个小团体，如果谁脱离了这个团体去和其他胡同的小孩玩，那简直跟叛国无异。这种看似狭隘的团体观念一直延续到上小学，在小学里，一条胡同的孩子也往往互相照顾甚至包庇。但是让人至今扼腕不已的是，在他出生的前后三年里，整条胡同居然一个女孩都没出生，这在那个生育率仍然颇高的年代是无法想象的。老刘说，启蒙晚加上对父母婚姻的失望，这才是导致他单身至今的真正原因。

　　没有女孩的童年说不上很凄惨，但是在上了小学之后，与异性之间拙劣的交际能力常让老刘感到难堪。老刘说起他和他第一个女同桌的故事，完全没有老狼唱得那么浪漫。因为课桌勘界问题导致的战争时断时续并且不断升级，从言语冲突到肢体冲突，直到动用图钉，圆规，毛毛虫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后结果是老师介入换座位了事。后来看了《十六岁的花季》，老刘说他当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说不定人家是喜欢我的啊！其实我也挺喜欢她的……”照片已经找不到了，但是老刘记得那个女同学相貌相当不错，只不知如今嫁作谁家妇。

　　选举

　　当然学校里不只有男孩女孩之间的战争。在四年级的时候，老刘经历了他人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选举”。那个时候社会上的民主呼声颇高，这个不到200人的小学的校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要算是个激进分子，他要求全校学生直选少先队大队长，并且宣布之前把持正副大队长职务的两个六年级学生禁止参选。

　　老刘当时是班里的中队委，两道杠，他说报名参选纯属鬼使神差，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人人天生都渴望民主吧。但他并未对当选抱很大希望。就像他的一个同学后来说的，这人没官相，从小就没有。但老刘还是决定参选，父母不置可否，只说别影响学习；同伴们不看好，怕他给胡同丢脸，听起来有点像2008年的谢长廷和麦凯恩。

　　老刘说那时候没人告诉他怎么去竞选，校长也从不给任何候选人出谋划策。后来他自己在学校墙报上歪歪扭扭地写个人介绍，还搞了一段幼稚得不能再幼稚的“施政方针”，向全校的同学宣传自己，但其实比起这些，到胡同里串联可能才是最好的拉票方式。老刘是他所在的胡同唯一一个参选的小孩，他认为邻居们有义务支持他，于是有天晚上他在孩子们一起玩耍的沙土堆上号召大家支持他，并许诺，一旦当选，会让每个小孩都当上值周生。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可是大多数孩子并不相信这些空头支票。“没什么人感兴趣，民主意识淡漠啊……”老刘感叹。

　　正式选举那天学校操场上彩旗飘飘，几个候选的小孩儿煞有介事地轮流上台念稿，然后全校100多个学生排队从台前走过，用笔在候选人面前的纸上画“正字”。念稿的时候老刘有点结巴，最后的票数他也记不大清楚了，“反正不多”。经过简单计票，一个5年级学生当选，校长宣布结果之后讲了一篇让在场学生似懂非懂的话，他说，民主要从娃娃抓起。选举观念要深入人心……

　　那之后学生们就没再看到过校长。老刘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民主这个词，很费解，回家问父母还被呵斥了一顿。两年后他看到一群中学生抬着端坐八仙桌上的学生会主席走街串巷，他们打着的横幅上也写满了这个词，但老刘并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民主应该是很文明的。”

　　这次选举给老刘很大的打击，以至于他立志在今后的生涯中不再干这种“傻事”。“我仍然相信民主，但也认清了自己是‘民’，不是‘主’”。若干年后在大学，辅导员请老刘出山做年级文艺委员被他当众拒绝，整个大学四年他都在为儿时的这个决定还债。

　　老刘小学毕业那年，赶上了大规模的停课。上级认为孩子们没有时间认真复习，于是大大降低了考试的难度。老刘说他的优势是善于解高难度的题，但是那年最后的考试几乎没有难题，结果答题“马虎”的老刘流落到一所被称为流氓学校的中学。让老刘更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平时跟自己成绩差不多的好学生，也都被分到了还不如自己的学校，但是几个自己不大看得上的女生却以“保送”、“推荐”等各种理由进了重点校。

　　老刘第一次领教到了“走后门”的厉害，老师们的形象也变得不那么崇高。各种流言接踵而来，谁家给老师塞了多少钱，数目不断上升。8月的一个晚上，街上空无一人。几个失意的孩子坐在空场上，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心里的郁闷。天上偶尔有直升机轰隆隆飞过，探照灯柱照在树顶上像下了一层雪，雪随着灯柱的移开瞬间又融化，“很幻灭的感觉”。良久，老刘说，高中我们要考回重点校！语气和后来他说要回城里买房一样坚决。那天晚上大家纷纷憧憬未来，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科学家……最后大家都哭了，这个夏天，整个北京都感受到了孩子们的窒息。

　　中国的经济规模在90年代的前半段疯狂膨胀，在中学里的老刘对此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老刘说他第一次听到软着陆这个词的时候，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着陆呢？一直飞不是挺好嘛。

　　1992年，粮票取消了。学校食堂里白花花的米饭忽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再也不用为买饼干带够了钱却拿不到东西烦恼，老刘的饭量在这一年里飞速增长。恰好这一年，房地产也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慢慢为人所熟知。老刘学校的操场也被拆除，变成了一排排小洋楼。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产生的化学反应是，暴食+缺乏运动，老刘的体型也迅速膨胀，一直到现在。

　　后来老刘在中考时如愿以偿地进了整个崇文区唯一的市级重点高中。这里的学生来自全市，同学们的眼界也远比胡同里的孩子宽得多，老刘说高一的时候他变得有点自卑，因为成绩不再拔尖了，言论也经常显得怪异，所以慢慢就不愿再多说话。后来班上几个不爱说话的人凑到了一起，发现彼此间还有很多可聊的东西。其中一个成了老刘的启蒙老师。老刘发现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然有着这样一颗狂野的心。“你能想象一个被四大天王和小虎队包围的孩子，听到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时的震撼吗？”从此后老刘不再小看任何人。很快他就把所有的英语听力磁带都翻录成了各种各样的摇滚乐。

　　几个孩子很自然地开始从艺术品味方面鄙视其他同学，尤其是女同学。这个年纪的女孩，大多痴迷于林志颖或者张信哲。老刘说他旧病复发，开始公开亵渎女孩们的偶像，结果可想而知。老刘说如果当时能心平气和地找个资质不错的姑娘推广一下自己的偶像，说不定终身大事就此定下了，“窦唯不就是这么泡到王菲的吗？”

　　采访中老刘反复提到自己和异性的沟通障碍问题。他说他更向往五四时代，随便在什么报纸上发表个文章或者小诗，就会有一堆女孩来仰慕。现在不行了，传递感情的渠道太多，多到不知道该选哪一条。

　　离家

　　高考时，老刘选择了一所外地学校。在这之前，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郊区的怀柔。外地的概念只存在于地图和书里。爸妈对此大吃一惊，他们一直认为老刘是个内向的孩子，从来也没离开过家，怎么会产生这种念头呢？但是这一年，爷爷脑出血住进了医院，爸妈也就无心再管老刘是怎么想的了。

　　工作几年后，老刘常常庆幸自己去外地上学是个正确的选择。第一次出远门，在火车上就听到了那么多种不同的方言，老刘忽然就有了表达的欲望。到了学校，同学们大多来自小县城，甚至小村庄，“北京来的孩子”一下子成了老刘的隐形翅膀，整个楼层的同学都来和他聊天。这时候老刘在胡同里培养起来的团体意识和亲和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快的，这一层楼的新生就达成了一致，共同进退，老刘俨然成了他们的领袖。

　　另外一件让老刘惊讶的是全国各地的人，生活习惯竟然如此不同。以前在北京，他见到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生活，一样的习惯，最大的差异可能是煎饼里放油条还是薄脆。但是大学里不一样，有的人去食堂吃饭之前要先擦皮鞋、梳头、刮胡子；有的人喝一杯白开水要放三勺白糖。不过开学不久，老刘就给大家树立了榜样，很多人都开始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然后一群人穿着肥大的短裤和拖鞋晃着膀子去食堂。

　　中国大学生的形象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程彻底被拉下了神坛。工业化生产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天之骄子，学校也不再负责给毕业生分配工作。无论什么专业，都要放下架子，拿着一沓一沓的简历到处投。老刘说这是咎由自取，大学四年，已经记不得做过什么正经事，课想不上就不上，倒是学会了全国各地的扑克牌玩法，一个电饭锅变着花样做饭，谈一场不怎么风花雪月也不怎么纯洁的恋爱。到了毕业，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一种不愿离开学校温床的逃避，考研成为了时髦的话题。校园公告栏上贴满了各种辅导班的广告，形形色色的“名师”像阴天池塘里的鱼，纷纷浮出水面。老刘并不相信这些骗子，他选择自己努力。每天带一小袋花生米、一小瓶二锅头、一小薄本书去自习室，然后带着空瓶子和写满小字的书回宿舍。

　　1999年的夏天，在经历了一场抗议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游行之后，老刘黯然离开了这座南方城市。考研失败之后，他没有在当地找工作，而是回到北京准备再考。然而当时的老刘并不知道，几年之后他所投身的互联网行业，正是在这一年完成了从概念到成熟操作模式的转变。等到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并使用互联网时，它已经度过了第一次冰河时代，进入了蓬勃发展的第二纪。

　　工作之后的老刘又陆续考过几次研，不过考到后来，早已没有了当年神圣的感觉。研究生收费了，哪怕是历史，哲学，考古这种找不到工作的专业也要收费，这让老刘没了动力。老刘说，工作之后他现实了很多，不再幻想能成为钱穆、冯友兰那样的大师。话题也从“理在事先”渐渐转移到了CPI。

　　“你觉得你进步了吗？”按照采访提纲这是最后一个问题，老刘沉默了很久。他说，“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放了一个关于他的纪录片，我对其中一段感触特别深，邓小平成了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之后，有人问他，长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他只说三个字：‘跟着走’。我们现在都在跟着走吧，能不能跟得上都难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谁敢说自己活得明白了，谁又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了？我的这些街坊们，他们明白么？”（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