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萨科齐近日不顾中国反对，见了到欧洲窜访的达赖，给本已峰回路转的中法关系浇上了一盆冷水。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此一事件时，认为中国考虑到与西方的紧密关系，可能不会继续揪住此事不放。显然，萨科齐也多多少少地抱有同样的心理。
西方对中国的这种看法提醒了我们，从长远看，中国此时应该采取的做法是外交"思变"，要变更多地依赖发达国家为更多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靠拢来增强我们的力量。
中国要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调整对外政治和经济交往的方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根据"三个世界"的划分，把与第三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作为主要目标。近三十年来这种交往格局基本被颠覆，疏者变亲，亲者变疏，随着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形成了在经济上对西方世界的更多依赖。近三十年来中国以国家利益优先，将外交重点转向发达国家，并通过参与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与欧美发达国家间建立起了紧密的经贸关系。
但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摩擦和矛盾显著增多，利益分歧也呈现出表面化。一些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对它们的依赖，向中国要价，甚至试图要中国按照它们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游戏规则来出牌。这种局面提醒中国，又到了要全面检讨过去六十年对外交往经验得失的时候。
中国要汲取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交往经验智慧，各其取长而避其短。这就要求中国把与亚非拉后发国家的交往，再次提升到至少与发达国家的交往相平等的地位上，加强与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更多领域的联系。中国当年高度重视第三世界，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考虑。斗转星移，传统第三世界后发国家如今对中国的意义，已经与三十年前有了很大区别，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做朋友，而且在经济上也越来越有互补性。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物质资源，绝大部分来自于亚非拉后发国家，亚非拉国家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也为增进它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开辟了更大空间。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与广大亚非拉后发国家之间事实上已经可以另外构成一个有机关联的全球经济体系。而此次金融危机也表明，没有这些国家的参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
当前的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为中国调整对外交往方向提供了机遇。一方面，金融危机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订单在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在上升、经济摩擦也会随之增多，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都会产生严重影响，它使我们看到了贸易往来过度依赖欧美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急剧减少，也迫使中国改变贸易往来过度依赖欧美的局面，促使我们把眼光更多地伸向发展中国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摆脱西方经济危机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对外交往重新适当向后发国家倾斜，不仅符合国际道义，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世界不能总由强者说了算，经济、政治上过去长期受压迫的国家要加强团结，多互相帮助，这才能有助于推进全球经济体系更合理、更公平。同时，有众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开展经贸往来，实现有效的政治合作，在经济上互利共赢，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依赖，在政治上就不必老看人家的眼色。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就不太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伤害。
（作者是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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