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亮
于芬
跳水队10年风波显深意
个性价值
为什么是田亮 田亮是一个好孩子，就“好孩子”的内容而言，我认为他有“三好”——一好来自家庭，他的父母和姐姐对他的挚爱使他的少年时代很幸福；二好来自教练，张挺在技术上、张挺夫人谭敏在为人处世上，都对田亮起了非常好的影响；三好来自国家队。
周继红上任之后，对田亮进行了“三重”栽培：一是把他作为男子跳台的核心队员悉心培养；二是为了整个中国跳水的形象，将田亮向媒体和公众进行了有力推介。
我还记得，早在2000年奥运会前，周继红就希望我们多做田亮的节目，为了让他今后得到更好的发展，也是通过田亮更好地宣传中国跳水；三是在市场上，悉尼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产业化的步伐加快，周继红在和广告客户的谈判中，不断为田亮“要价”、“加价”……
然而田亮又是一个有个性的运动员，这使得他和周继红之间有了冲突——
雅典奥运会前，鉴于中国男子跳台有三名主力队员即田亮、胡佳和杨景辉，周继红很希望能够在双人项目上尝试三种组合方式，进而选择一对最好的选手参加奥运会(雅典奥运会之后，在郭晶晶、吴敏霞、李婷三位女子跳板运动员之间也进行了这样不断的组合尝试)，但是田亮对此却有一定敌意，这使周继红有所不快。
雅典奥运会后，田亮渐有违规行为，周继红遂将其除名，惹怒了众多田亮的拥趸。
对于“田亮除名事件”，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解读——一，处理田亮的并非只是周继红，而是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各级领导的决定，因为在他们看来：不能对明星运动员的违规行为手软。
二，在国家队层面上，当时周继红确实在对田亮以及张挺教练的处理中手段严厉，但其动机，是希望能在2008年奥运会上包揽全部金牌——中国跳水队是雅典奥运会后一支正式重新集结的国家队，北京奥运会之后也是这样——而田亮和张挺教练的松懈行为令周继红不能容忍。
三，将田亮除名的最关键原因和郭晶晶有关——
在专业方面，郭晶晶是中国队必须的人选，因为当时有实力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女子跳板选手只有郭晶晶、吴敏霞和李婷；而在男子跳台上面，由于奥运会新冠军胡佳、杨景辉如日中天，新秀咄咄逼人，使得田亮并非绝对必须的人选。
比专业更重要的是一个复杂的生活问题或者说是感情问题，对于这些事情，笔者在此不便说得直白，但是大体上说：当时田亮在处理个人感情方面的做法，并不全是很妥帖的；而周继红的做法，也和她的价值观、道德观有关……
几年之后，周继红也坦承：当初对于田亮的处理还可以有更好的做法，但是在笔者看来，从中国跳水的角度、从周继红的角度出发，当初对于田亮的处理，既有不得不然的因素、又有不能不然的因素。
至于这些因素的内部隐衷，无论是周继红、田亮、还是与之有关的其他人，都不便全部向社会公开——一个人有自己的隐私，一支队伍也有自己的隐私……
但也是因为周继红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公之于众，所以她只能充当舆论的攻击对象，偏偏田亮又是一个很有实力的运动员，2005年全运会上，他凭借“109”战胜胡佳，“田亮回到国家队参加奥运会”的呼声成为主流。
其实，田亮和周继红的这次“PK”，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在雅典奥运会上输了的田亮，反而成为更耀眼的偶像明星，即使他继续跳水并且在北京奥运会上赢得金牌，他的成功也未必能像今天这样；周继红呢？她做到了让郭晶晶继续练下去，并且几乎实现了她包揽金牌的梦想——这个“几乎”令她刻骨铭心，因为在本来应该承担重任的胡佳和杨景辉受伤之后，虽然有林跃、火亮、周吕鑫三位新人涌现，但毕竟丢掉了男子跳台那块分量最重的奥运会金牌。
中国运动员都是很有个性的，在体育的政治色彩过分浓烈的时候，这种个性确实部分被埋没了，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舆论环境和市场环境下，怎样尊重个性和怎样减少个性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已经是一个越来越严肃的问题了。
实际上，周继红已经认识到了个性问题的意义，所以她在组建迎接伦敦奥运会的新一届国家队的时候，才会格外强调“自我动员”和“自我教育”。
财富价值
为什么是“奖金门” 金牌价值、偶像价值、个性价值，这一切都物化为财富，并且因为财富的价值，使得围绕中国跳水的问题更加复杂了。
在周继红当运动员的时候，财富还不是时尚，她的那块奥运会金牌只为她赢得了八千元奖金。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开始考虑给予在世界大赛上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以高额奖励。我曾经查到了一个材料：1986年亚运会后，当时的中国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专门指示要给运动员高奖金，大意是说——不要怕给运动员发钱，一个人发一万块钱又能怎么样？
“一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是财富的标志，国家拿出一万元奖励运动员、教练员，还是一个需要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推动下人们才敢想敢干的事情。
于是从1992年奥运会开始，国家开始给予获得金牌和奖牌的运动员以高额的“国家奖励”，直到2000年奥运会时，奥运会金牌选手得到的奖励，还主要以“国家奖励”的形式出现(虽然在这里面已经有了霍英东、曾宪梓的奖励，但是这种奖励还是以“国家奖励”的形式发放)。
再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个变化是地方奖励，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运动员开始在自己的家乡获得越来越多的奖励，有省里的、有市里的，还有县里的和乡镇里的，这笔奖励最初无足轻重或者大抵是以住房等实物兑现的，但是在2004年、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这种来自地方的奖励已经如此之大，已经不是“喜上加喜”了，而是“更上一层楼”了。
这种来自地方的奖励每每是直接奖励运动员和教练员个体的，和国家级运动队的关系也仅仅在于国家队教练个体，并没有给予国家队的奖励，或者说，一般并不奖励国家队。
二个变化则是更大的、更复杂的和更难以界定的，那就是来自市场的、通过社会赞助等商业的、准商业的形式产生的。
在北京奥运会这个周期，大家都看到：一方面，国家拨付大量专门经费用于体育，使得各个国家队的训练经费大幅度增长，其中一部分变成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收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用体育打造自己的品牌，使得我国的优秀运动队和其中的明星运动员获得了大量财富。
在这个财富迅速增长的过程中，跳水这个明星荟萃的项目显然得到了市场的青睐。
于是在这些年间，中国跳水队和她的运动员、教练员们，实际上有了获得财富的三个渠道：一，国家奖励和以“工资”、“补贴”形式出现的来自国家的钱；二，来自各地方的奖励和地方补贴；三，大量的社会赞助和市场开发所得。
未来价值
为什么是于芬 因为于芬和整个中国跳水在体制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质上不是和周继红的矛盾，即使她和周继红之间有矛盾的话，也是因为体制造成的——她没能在最近三个奥运会周期里成为国家队教练，而是怀揣着她的梦想和她的热爱，在清华大学，继续按照她喜欢和她坚持的方式，工作着、生活着。
然而忽然间，于芬教授觉得这个世道变了，她的损失太多太大，这种损失的本质，是她已经从中国跳水界的头面人物，变成了几乎可以说是众叛亲离的人物和无足轻重的人物。
于是于芬教授拍案而起了，她开始质疑、开始攻击……
如果站在周继红所代表的国家队的角度、站在中国跳水的角度和中国体育的角度看，于芬的“败诉”大概可以预见。因为从理论上说，于芬教授只和“国家奖励”的部分有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极其小，她只要不是国家队的一员，就没理由分享国家队所获得的商业利益和社会赞助，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体育界来说，“国家奖励”经过很多教练员的分割之后已经是一个小数目了。
但是，站在于芬的角度，又确实有“拍案而起”的理由，因为她在中国跳水最红火的这些年，被历史的步伐甩开，没能成为荣誉和财富的分享者。
每一个人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都应该“与时俱进”，不能只生活在个人的世界里，否则，他或者她会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受到伤害和蒙受损失，这就是于芬教授给予我们的启示，以及这一事件的未来价值。还有更深一层的未来价值，那就是中国体育面临的两难选择，那和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有关：中国体育的大趋势！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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