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厂长”上任三十年

　　本报记者 周凡恺

　　1978年，本市著名作家蒋子龙在几天的时间内，创作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并于次年发表。小说以极大的政治胆识和艺术魅力，塑造了乔光朴这一改革者形象，揭示了旧有经济体制与改革事业的矛盾冲突。作品打动了数以亿计的读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被誉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即便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考验，该小说仍闪烁着思想和艺术光辉，具有现实意义。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也正是“乔厂长”上任三十年之际，记者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蒋子龙就《乔厂长上任记》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一番对话。

　　记者：1979年，中国文坛有件大事，即《人民文学》发表了您的《乔厂长上任记》，并引起轰动，以当时的政治背景，您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是否感到过压力？其究竟是怎样出笼的？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1978年，我刚“落实政策”不久，在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当主任。刚经历过十年浩劫，车间问题很多，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机器设备又出故障，等把设备又修好了，人心又不整齐……我感到自己像天天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身心俱疲。不久《人民文学》杂志派人来看望我，为在“文革”中把我的小说打成大毒草向我赔礼道歉，如果我能原谅他们，就再给他们写篇小说。“文革”又不是他们发动的，我对他们有什么可原谅或不原谅的？看来这篇小说是非写不可了，正好当时刚做了个小手术在家休息，便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写得很容易，就写我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因此我说“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管理模式”。想不到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兴趣，许多人又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这篇小说的影响。

　　记者：《乔厂长上任记》已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之舆论先声，或者说其政治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所能承载的责任，您自己对此有何评价？当年社会（非文学评论）又是怎样评价的？能否略述一二？

　　蒋子龙：首先参与进来的是企业界。兰州一大型石化公司，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上级主管部门一位领导的亲戚，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一把手走进办公室时，发现面前摊着1979年第七期《人民文学》，已经给他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开篇的那一页，上面压着纸条提醒他读一读此文。他读后便召开全公司大会，在会上宣布了整顿公司的决定，并举着《人民文学》说：“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这本杂志是中央的单位办的，上面的文章很自然也代表中央的精神！”我看到这些报道时几乎被吓出一身冷汗，这个厂长极端聪明，或者说很狡猾，他怎么能不知道什么是小说？用天津话说他是装傻充愣，借我的小说做他自己的文章。以后这篇小说果然给我惹了很多麻烦。有人撰文批评我，说他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大家都知道乔光朴，有些厂长甚至把乔厂长那一套当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在研究，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简直无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职……我真觉得对不起人家。但也有喜剧，东北一位护士来信讲，她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性格刚强，办事雷厉风行，本来干得有声有色，却因小人告状，领导偏听偏信就把他给“挂”了起来。他一口恶气出不来便把自己锁在屋里，两天两夜不出门也不吃不喝。有人出主意，从门底下塞进《乔厂长上任记》让他读，读后果然开门出来了，还说“豁然开朗”。我也一直没想明白，他遇到的都是现实问题，读了我的小说又如何能“豁然开朗”呢？当时天津容纳听众最多的报告厅是第一工人文化宫大剧场，经委请来一位上海成功的企业家作报告，但入场券上赫然印着“上海的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天津有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不干了，先是找到主办方交涉，理由是你们请谁来作报告没关系，叫“传经送宝”也行，但不能打乔厂长的旗号，这个称号只属于他。他不是凭空乱说，还随身带着一张北京的大报，以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通栏的大标题就是《欢迎“乔厂长”XXX来上任》。主办方告诉他，人家报告者在上海也被称做乔厂长。后来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让我写文章为他正名，并只承认他才是真正的乔厂长，其他打乔厂长旗号者都是冒牌货。我当时很感动，对他说你肯定是真的，因为你是大活人嘛！连我写的那个乔厂长都是虚构的，虚构的就是假的，你至少是弄假成真了。

　　记者：据我所知，在《乔厂长上任记》之前，确切地说，是1976年初，您即发表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也是一部敏感之作，而当时“四人帮”还未被剪除，您就没考虑后果吗？

　　蒋子龙：实际上《乔厂长上任记》是《机电局长的一天》的续篇，没有《机电局长的一天》的风波，后来也不会写出《乔厂长上任记》。1976年初，我在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很快被定为大毒草，“在全国批倒批臭”。有外地的造反派来到天津，“强烈要求”把我揪走。市里告诉他们我在工厂，造反派们却始终没有到工厂揪我。我猜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所以我至今都感激工厂，倘若当时被揪到外地，我还能不能活着回来都很难说。

　　记者：工业题材的作品，很难出彩儿，而《乔厂长上任记》，在审美或曰艺术成就上，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您认为其成功的原因在哪里？是生活吗？

　　蒋子龙：当然跟生活有关系，是大工厂的生活给了我文字中的气势和风骨。包括小说中最重要的故事和人物，其源头都来自工厂生活。当时的现实生活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想象力，特别是赶上一个社会激烈动荡的变革期，现实催赶着你不多看不行，不多想不行，灵魂得一次又一次地蜕皮。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当代文学乃至每个人的生活都跟现实生活绑在了一起，波澜起伏，丰富而充实。写小说除去生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虚构，也就是想象力。虚构不是瞎编，“虚”也不是假的托词，是提炼，是升华，是一种思想境界。这就要求一个作家总得有点坚持，有点操守和立场，才能够定得住魂儿、守得住心。守住了心也才能观察，有观察就会有自己的感受，创作至少会有真诚，追求一种有意义的写作。但不能将自己的虚构强加给现实，虚构应该是一种比现实更深刻更真实的“现实”。我想正是缘于此，关于“乔厂长”的虚构才拨动了现实中甚为敏感的一根神经，随之有了这么多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结成联盟，或反对或喜欢这篇小说。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对“乔厂长”这个人物的再创造。因此应该说，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全他应运而生，我不过是扮演了产婆或助产士的作用。赫鲁晓夫有句名言：“作家是一种炮兵。”乔厂长这一“炮”，或许碰巧打中了现实社会中的某个穴位。

　　记者：30年过去，“乔厂长”至今仍被很多人津津乐道，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形象，且到目前为止，您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写作，令人钦敬。您的长篇新作《农民帝国》，仍在关注改革，由工及农，您是怎样转换的呢？

　　蒋子龙：“乔厂长”成功与否，只能由时间来检验。至于由工到农，我认为无须转换。长篇是一种缘，命中注定该属于你的长篇，想不写都不行。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一种天堂般美好的生活，在生命中永久地留下了一片生机勃发的翠绿，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为我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运的根基。我一向认为，是童年养育了一个人的性情和性格，童年生活对人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我离开农村半个多世纪了，对农村的情感却依然很深，平时关心所有关于农村的消息，经常要回农村看看，隔三差五地必须吃家乡饭，睡觉凡做美梦定是家乡的场景……有着这样的农村情结，不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岂不太亏了？如果能写一部关于农村的小说，描写蕴涵着农业文明形态下的乡村和农民，在面对几十年纷繁变幻的现代化进程时，他们都作出了哪些反应？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情结，对我的小说园地来说也是一种责任。于是，觉得将这个“农民帝国”的故事写出来，是一件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