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广州市人民北路939号的流花阁餐馆，是一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档次相当高”的酒店，分店已经开到了香港。也许很多人都难以想象，30年前，它只是一个占地十多平方米的用石棉瓦搭成的小铺面。当年的小饭馆老板周敬居，如今已经成为广州市流花阁餐饮有限公司的董事长。“1978年，我刚刚30岁。”已是花甲之年的周敬居回忆起那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年头，感慨至深，“一直觉得前途渺茫的我就在那一年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
辍学后没技术揾工难
在周敬居的童年记忆里，他从来不敢奢望穿新衣服新鞋子，总是没有钱交学费，每到开学时父母就发愁。尽管成绩优异，初中刚毕业，他还是无奈地选择了辍学。
辍学之后，因为没有技术，找到一份工作对他而言也成奢侈，甚至连“揾一份打零工的活都很艰难”。1979年初的一天，他终于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待业青年可以干个体户！政策是自筹资金、自组人力、自找场地、自负盈亏、自我经营。”他说，“个体户？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搞这些都是资本主义！”
他顿时觉得人生有了希望。可是，干什么好呢？周敬居身无长技，又没读多少书。一时间想不出招来。一个傍晚，弟弟大声叫他吃饭，他脑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吃饭！民以食为天。不是每个人都要吃饭吗？我何不开个餐馆呢？
卖掉单车手表改善店铺
1980年，想做“正当生意”的周敬居到工商所办了个营业执照，召集了几个是归侨的年轻人，用三角铁和石棉瓦在他摆地摊的地方搭了棚子，最初的流花阁餐馆就这样开张了。可是，当时的流花阁餐馆“就餐环境”实在简陋得让人望而却步，每逢下雨，棚里就到处漏雨，客人就笑他：“周老板啊，你这流花阁干脆改名叫"流水阁"吧。”而前来就餐的客人自然也寥寥无几。
他只好卖掉自己当时的最好家当：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一辆单车。再加上几个归侨朋友的“注资”，餐馆终于红火起来。
增设福利餐厅服务残疾人 一天早上，周敬居发现餐厅里的一位残疾人十分艰难地在就餐。他心中一动：自己是一个肢体健全的人，生存尚且如此艰难，何况残疾人呢？我要增设一个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福利餐厅！
他不顾家人和股东的反对，自己出了八成的资金，在餐馆增设了残疾人福利餐厅。这是广东省第一个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福利餐厅，餐厅修建了广东省第一条无障碍残疾人轮椅通道。
“当时，连花园酒店、东方宾馆都没有残疾人轮椅通道呢！”说起这一点，周敬居不无骄傲。很快，流花阁餐馆又制订出了全国饮食业第一个盲文菜谱。在福利餐厅里，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洗手间，有残疾人可根据需要调节高度的特别桌椅，聋哑顾客可以享受不损咽喉的清淡菜……
这时，周敬居的残疾人轮椅通道却被城管认为是违章建筑，勒令拆除。“幸好，当时的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特意下文保住了这条具有特殊意义的"违章建筑"。”他说。
此后，周敬居又甩出惊人一招——开始招聘第一批为残疾人服务的聋哑服务员。因为为残疾人提供服务，再加上出品地道，流花阁餐馆很快扬名海内外。除了来自内地、香港、澳门和新加坡、韩国等地的客人纷至沓来，日本伤残人协会、苏联国家大马戏团等国外社团也纷纷慕名来此就餐。
周敬居说，亦善亦商是他的经营之道。他会用全局的“商”去补局部的“善”。除了做好福利餐厅的“善”，他还有许多“经营绝招”。“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曾连续担任过三任政协委员的周敬居坦承。
文/图 本报记者 黄蓉芳
手握二十多个技术证书的技工金树桂自信非常
“老婆，有技术就不会饿死” “改革开放前，我的家里穷得经常连几块钱都拿不出。那时，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开上"四个轮子"。”今年54岁的金树桂，是广州市政协机关服务中心的工程技术人员。自称没读过什么书的他，却手握20多个技术证书。
高中毕业后的1972年，他进了当时的广州市旅业公司维修技术小组当学徒。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一家七口人，住在30平方米的房子里。”
那时候广州的旅业极不发达。宾馆屈指可数，而且还很难入住。据金树桂回忆，当时番禺人到广州来办事，必须在广州过夜。“因为只能坐船，一趟要一两个小时，而船的班次又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旅馆。
那时候要住旅馆，他们一般会带些农产品，托在旅馆的工作人员才能订到房间。“当时，广州只有30来家旅馆，大多数旅馆的房间都得上公共厕所。只有当时的南方大厦、新亚大酒店和新华大酒店的房间才配有卫生间，而且只有华侨才可以入住。”
在金树桂的记忆里，当时的物资极度贫乏，“一切东西都得凭票供应。”他说，他们家会把一年的布票、油票、肉票全部攒下来，等到过年才用。
“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广州的菜市场里，有活鱼有菜卖，而且不需要票，价格也放开了！”金树桂现在还记得当初的情景，大家纷纷奔走相告，又难以置信。“我1981年结婚时，就给了我岳母300元的礼金。”他说，“这在当时很多啦，所以还特别骄傲！”
恢复高考后，已经23岁的金树桂也去参加过高考。但是，因为基础不好，他没考上。不过，让他觉得安慰的是，还有电大、夜大给他机会。从1982年恢复考证制度后，他一口气拿到了20多个技术证书，“甚至拿到了最难考的高级技师证书”，还当各种考试的评委。
“现在每个周末都有人请我去讲课、培训。”金树桂说，改革开放最让他受益的是让他的专业技术得到了充分施展。他说，改革开放后，他相信，只要他有技术，就不怕没饭吃。“我也很自信地告诉我老婆：你跟着我，只要我有技术，就不会饿死！”
恢复高考让来自湖南山村的熊锡源改变了命运 山村娃广州上大学香港读博士 “如果有人说，高考制度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仅凭这一点，我就要为改革开放唱赞歌，因为，我就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1986年考上大学，是我人生早期最大的转折点。”来自湖南道县一个小山村的熊锡源，在完成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学业后，如今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做编辑。他说，改革开放让他成了恢复高考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记忆中的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挨饿的经历。”熊锡源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大学是什么？在我进大学前，我实在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进了大学，我就可以不再当农民，我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熊锡源说，当年他的父亲也曾考上卫校，通知书来到村里的时候，村支书把读书的名额却换给了别人。那时候不是现在的高考制度，谁上大学、谁不上大学，要村里的广大人民群众——其实就是几个村里执政的特权人士说了算。有人说，高考制度的独木桥让很多有志之士饮恨终生。可是熊锡源却认为，高考为他这样的平民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进阶机会。
后来，他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去了香港进修。“每次行走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星光大道上，欣赏着夜空中的音乐彩灯，感受着扑朔迷离的气氛，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种进入梦幻的感觉。”他说，他一个农民的儿子，从那偏远的小山村一路走来，到这世界大都市求学，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交流，共享研究心得。还结识了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这是什么机缘呢？归根结底，都因为高考制度的改革。
(责任编辑：徐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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