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念的凝合与践行，是考察2008年诸多大事件的一条主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实习生周少晨
即将过去的2008年，屡有大事发生。
这一年里，有大地震的天灾，有“毒奶粉”的人祸，有奥运会、圣火传递振奋民心，有瓮安事件、出租车罢运触动反思，有杨佳案、许霆案的公众舆论大张旗鼓，有思想领域的争鸣暗潮涌动。
价值理念的凝合与践行，深藏于这一系列大事件背后。纵观全年，“以人为本”为社会各方搭建起共识平台，逐渐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主动力；而制度与理念之间依然存在隔阂，凸显出其背后的价值分歧，也让深化改革站在十字路口。
如何以“以人为本”发端，凝聚起社会共同价值理念？如何把凝聚起来的价值共识，化为推动制度变革创新的力量？2008年，为中国提出新命题。
“以人为本”锋芒四射 危机事件密集爆发且呈现多元化，是2008年的一个显著特征。及时公开、以人为本，则是今年对解决危机事件的普遍呼吁和指导思路。
5月12日，四川汶川突发8.0级大地震。中央政府第一时间派出救灾工作小组，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灾情，民间力量参与救援，“哀悼日”三天举国同哀。生命至上，全面公开，成为整个地震救援的基点，国内外舆论将之评价为：体现了人本精神和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教授认为，与2003年非典爆发时相比，当前社会对生命至上的呼吁强烈，而政府的回应也更加及时，双方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形成交集，大大促进了危机的消减。
因此，9月份三鹿奶粉被公开揭露添加三聚氰胺时，相关官员引咎辞职、整个奶制品行业被调查，也是“以人为本”理念下顺理成章之事。
相比较四川地震、“毒奶粉”，以及胶济铁路事故，襄汾溃坝等突发性公共危机，瓮安、孟连、陇南的群体性事件和出租车罢运事件，则“表现出社会阶层结构不健全、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以及社会群体之间对立感增强的特点。”吴忠民说。
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暴露出制度应对矛盾的能力明显不足。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协商解决，再次表明，在各类矛盾纠纷的处理中，“以人为本”作为一项成型的执政理念经受了检验，成果有目共睹，反过来进一步提升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同，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如果这几年不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问题可能已一发不可收拾。”吴忠民说。
另一方面，公众对诉求表达、协商机制等制度性改革的需求，都被纳入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理念框架中。例如，在许霆案引发的舆论争议中，焦点之一就是司法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在某种程度上，“以人为本”被视为衡量社会矛盾的标尺，可以说，一个地方社会矛盾积累得多、处理不好，就是“以人为本”贯彻不力。
吴忠民指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价值框架，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一切对话、利益协商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进行。因而，全社会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凝聚力有了基本的理念平台。
“2008年的大事件，是国内外各种问题考验我们形成的理念是否是一个成功的理念，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理念。”吴忠民说。“答案应该是合格的。”
民族精神增添自信 2008年还有另一些大事，让散失于个人关注中的个体，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民族共性，唤醒了沉寂于平常中的共同尊严。
3月14日西藏拉萨骚乱，引起国人对民族团结、国土完整的审视。而此后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报道，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大批青年自发反击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
奥运圣火境外传递在部分国家受到杯葛，愈加激发起国人的民族热情。海外华人积极参与护送圣火，与国内强有力的爱国呼声相映成辉，用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的话说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空前强大的凝聚力”。随着西方舆论的反思与奥运会的顺利召开，更为这种民族凝聚力增添了几分自信。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部主任竹立家教授表示，火炬传递、奥运会成功举办、神七升天等大事件，客观上都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增添了自信。
四川地震救援中，中华民族展露出的爱心、奉献和众志成城，极大激发出国人的民族自信，这种自信源自新时代对民族共同体的全新认识。
价值共识成改革关键 2008年的大事件，凸显了改革面临的制度难题和价值共识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暴露出两大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思考。一个就是基本价值，即我们认同什么样的价值；第二个问题就是制度，即我们的制度创新。”
她认为，今年发生的诸多大事，不管天灾人祸，各类冲突事件或是公共参与的舆论事件，都从各个侧面充分暴露多年来制度建设滞后与社会飞速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充分表明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迫切性和极端重要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经受老百姓检验的一年。现在百姓对各级党政领导交出的答卷是又满意又不满意。”蔡霞说，提出民生政策这些口号是好的，这点百姓很满意，但是问题在是否真正做到。落实民生政策，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干部作风问题，政策问题，更重要的是一套体制和机制的改革问题。不改革，政策就会变成对策，扭曲执行，干部就会欺上瞒下。所以没有深化改革的体制和机制，很难把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以人为本”一系列理念的提出，赢得公众的认同，增强了社会对政府的向心力。但价值理念没能完全落实到制度层面，则逐渐导致政府信用危机上移。中央权威性一旦削弱，改革的回旋空间更小。
理念之所以与制度依然存在隔阂，核心问题是能否凝聚价值共识，竹立家说，下一阶段改革不是器物层面可以解决问题的，要各方面协同推进，首先从建立价值共识着手。
蔡霞说，如果不能对基本价值有一个认同的话，就很难明确政治建设怎么走。比如出租车司机罢运，由于出租司机分散且没有固定组织，因此政府很难找到对话的对象。如果有一个组织，政府能与之协商谈判，这比与各人分别对话要更有效、更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
她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已经生长起来。对合法社会组织的态度，实质上是对价值理念的认同。
“今年是改革开放走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一年，”蔡霞说。“改革开放要继续往前走，前提是对基本价值的认同。”
着眼价值重建 对于基本价值或核心价值的共识，专家学者在过去这一年里论述多有不同。
有人认为其包含了三个核心内容：即个人价值和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民主法制的体系和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三者缺一不可。
有人认为不能盲目接轨西方的“民主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有人认为发展共识已经破裂；有人认为“新发展共识”正在形成，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民主、民生、公正、和谐”。
比定义价值共识更为迫切的，是社会价值的重建。在采访中，丁元竹指出，一些官员的“两面人”、价值堕落现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老百姓怨气最大的正是这种价值堕落带来的显性腐败。
价值观的消解也遍及整个社会。有学者指出，这是我们中一些人长期以来蔑视人文精神，缺乏责任伦理、公民公德、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必然产生的恶果。“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已故学者王元化在2003年非典平息后说。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核心价值体系”一道被同时写入。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新的阐发。
在此认知下，重建的社会价值，应当是先进文明成果、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统一。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价值观的优秀成分和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又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如法治精神、契约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体现并丰富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追求。
而通往社会价值重建之路，则由每一个个体从反省心念开始，从向真、向善、向美开始，从个体精神生长成熟开始。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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