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光洲 敢言之魅

　　简光洲 敢言之魅

　　“这件事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公诸于众，是个小概率事件”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简光洲戴着黑框眼镜憨笑的样子，连同“讲真话，办实事”六个大字，被做成5米多长、1米多宽的广告牌，纷纷地，立在这个冬天的上海街头。走过路过，看一看名下小字，“哦，三鹿奶粉”——2008，中国人的一次经历。

　　今年35岁的简光洲是江西九江人。他的父亲，是一位读过私塾的地主的后代。

　　“九江出过不少新闻人。上世纪20年代，徐宝潢的《新闻学大意》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晚清进士黄远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这是简光洲进了新闻系后知道的。

　　怀抱“参与社会、见证历史”的理想，简光洲由教师而记者。2003年从南昌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后，他来到上海，成为《东方早报》国内新闻部一员，工特稿。

　　9月11日，一篇1750字的点名报道《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挑明了吞吞吐吐的事态，引发一场全民讨伐毒奶粉的风暴，暗中已在进行的问责由此被迫移向前台——三鹿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先被免职后被刑拘；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等均被免除职务……作者简光洲被网民誉为“好记者”，“社会的良心”。

　　事件发生后，简光洲一直在路上。除了甘肃、内蒙，他还去了石家庄市所属的正定、行唐、新乐和鹿泉等地，记录后续情况。而当本刊联系采访他时，他正从杭州返沪。

　　除了在马路上偶尔看到自己，参加一些活动，接受一些采访，简光洲一如从前：奔波来去，靠近事实。记者从侧面了解到，他得到的物质性嘉奖是报社发的一千多元奖金。

　　简光洲不是一个能将语言织成锦锻的人。他语速很快，常省主语，直接从动词开始。跟他对话，能收获诚恳与实在，譬如：“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并不容易。只是把我的工作做好了。”

　　当记者，有时候就得忍气吞声

　　人物周刊：先说说你怎么能接近那些问题奶站的吧，这是个技术活儿。

　　简光洲：做社会新闻要软硬兼施，该软的时候必须软。在石家庄一个奶站，我跟老板商量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他牛气得很，说不行，意思是万一我带了什么菌，把他的牛给传染了；商量拍照，他开价8000块钱。拉我去的当地出租车司机说：“你真能忍！要是我，早走了。”我说，“我要是你，也早走了。”可当记者，有时候就得忍气吞声。

　　你是去揭盖子的，谁愿意告诉你？所以还得变换身份。三鹿的事情曝光以后，当地供应奶源的村子都有村长村干部巡逻，一看是记者就把你送走，所以这次我一会儿是买牛的——当地奶农都想脱手奶牛，还是欢迎的；一会儿是债主——摸到一个专卖三聚氰胺的人家里，他的邻居说：“来晚啦，人都被抓走啦。”

　　人物周刊：说说你看到的奶农和奶站。

　　简光洲：社会化的奶站是这样：当地比较有钱的人，租几十亩地，划成一块块给奶农养牛，投资少的60－80万元，多的100－200万元，条件好的跟差的区别还是挺大。附近奶农都把牛赶到这个奶站，统一喂料，统一养，挤的奶全归站里。奶农对奶站的依附性很强，我了解到有些奶站经常会用各种理由对奶农进行罚款或扣款，譬如洗牛时打翻一桶水，要扣10块钱；也有在称重或质检时做手脚，像一桶奶奶站称是50斤，奶农复秤少算了8斤。

　　有些奶农住在棚子里，就是奶站老板盖的一些简易的平房，分给各家各户。棚子前面的空地就是养牛的。在条件比较差的奶站，我看到屋里只有一张床，非常简陋，奶农长年累月在里面。有的不挣钱还亏本，就很烦，因为圈在这棚里想出去挣点别的钱都去不了。

　　有一户，3年前花16万元买牛开始养，3年下来没钱可赚只好卖掉，只卖了6万多块钱，等于亏本10万，但“落得个省心”。还有一户，2002年开始养奶牛，6年辛苦，算算总账几乎没有赚到什么钱，但赔了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