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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有所减速,从一季度的增长10.6%、二季度10.1%,减为三季度的9%,呈现出多年以来的最低增幅。前三季度出口额虽增长22.3%,但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8%,估计四季度的减速还会更甚。
11月的出口额已出现2.2%的负增长。表面上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在加大,特别是依靠国外订单的沿海出口企业。
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需不足 本来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在1.2%或稍多一些,特别是在金融体系还没有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活动并未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很严重,但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基本面受到的影响应是很有限的。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企业、行业感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呢?这里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国内的消费和投资方面,尤其是长期以来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当然亦有时至今年8月底,为降低通货膨胀而一直实施的金融紧缩政策的影响。这也正是近来经济政策从防止经济过热和压通胀,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图保经济增长的原因。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消费起着最大的作用,平均消费率达到78%以上。而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更多的是依靠了投资的拉动。投资所占GDP的比重高达40%左右,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超过67%下降到2007的49%,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7年的35.3%,呈现出不断走低的态势。由此表现出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企业只能更多地面向国外,以国际市场的消费来替代国内。而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危机,需求骤降,国内将有一些企业面临困难甚至倒闭。经济增长便随之下滑。
长期内需不足的原因何在 长期内需不足的产生又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特别是分配不公相关;同时还与长期依靠政府投资带来高增长,却往往产生低效率回报相关。内需包括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
消费方面,内需能否在拉动经济增长中不断增加其作用,取决于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而不只是少数“成功人士”的收入水平),能否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这里包括可支配收入和预期收入;还要受到包括医疗、失业、退休、住房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否随经济增长而不断地建立和完善的影响。
我国民间消费内需不足的原因正是在于普通百姓的收入仍低,多年经济发展中,普通居民收入占整体经济的比重是下降的,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城市低收入群体。加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并未与经济高增长同步实现,造成大量居民尤其低收入群体,除维持温饱的必需品外,不敢消费也无能力消费。
投资方面,我国经济体系中,政企不分、官商一体行政垄断领域仍然过多,反行政垄断的改革一直未能推进,形成利用官权与民争利的市场垄断。在制造社会分配不公的同时,也阻滞了民间投资需求。例如,大中城市的出租汽车行业,靠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垄断市场。官商公司管理者未提供多少有效服务,只是靠特权征收高额“份儿钱”,并取得高额收入,人为制造了行业内的非合理的两极分化。低收入的出租车司机群体,又难以增加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
在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中一直很依赖投资特别是各级政府的投资,而每当经济增长减速时,国内又总是习惯地使用更加扩张的财政政策,即在原基础上再行扩大政府投资,大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经济增长。
尽管依靠政府投资有着自身的优势,也曾取得骄人的成绩,很容易带来高速的GDP增长,但这种增长总是带有同等数量增长中的有效财富含量比发达国家低,投资回报低,资源耗费和浪费更高,及对环境破坏等更大的弊端。而且在预算软约束、贪腐机会多,以及用增长率考核官员政绩的多重机制下,政府投资活动总是容易先造成增长,然后是“过热”和通胀,接着是中央政府再用各种方式“减速”、“降温”。而一旦过了度,又要用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去“增速”、“升温”。
由此形成特有的标准:8%~9%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10%~11%则是增长和资源能力的均衡点。与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达到3%~4%,便会皆大欢喜相差很大,中国的增长超过11%叫做“过热”,当不足10%,譬如今年第三季度只达到9%时,便是严重的增长下滑,需要政府出来保增长了。如此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是低效率的、粗放型的。GDP的高增长中,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等困扰总会随之产生,并且使得民间消费需求和福利水平不能与高增长的GDP同步提高。这也制约了内需的扩大。
保经济增长不能单靠老办法 当前为应对经济减速,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将有十多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跟进。准备通过扩大多种公共投资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相信上述刺激内需举措实施之后,未来经济增速将会提升,保经济增长的目标将可以实现。只是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仍存在问题。
因此,我们的社会需要全面理解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改善民生的中央精神,而不是仅将其理解为各级政府单纯依靠加大基建项目投资的扩大内需、保增长。即在一定的规模和范围开展必要的公共工程建设的同时,还要让百姓敢消费乐投资。比如:
实行减税。如能较大规模减轻居民和企业的税负,将可对国内的私人投资和居民消费有较大推动作用,还能有利于降低所有企业的成本,促进企业增加投资。
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资金中,拿出更多数额,加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适度增加和采取多种形式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
放松对产业、企业的各种管制措施,包括不必要的价格管制,降低政府服务成本,使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融资、经营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中得到发展。并真正推进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让民间投资有更多的空间。
面对财政收入的压力,各级政府部门应着力于节支而不只是增收。我国庞大的公款消费为:公款吃喝娱乐、公车消费和公费的国内外旅游。每年加起来已经超过1万亿元,占到年财政收入的1/5。如果能够压缩一定的比例,财政压力将会有所减轻。
设法消除和减少因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特别是靠滥用政府机构权力、靠偷抢蚕食全民资产带来的分配不公。对此,需要落实和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实施政企分开的改革,加强对贪污腐败和经济犯罪的打击,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如果在未来的保经济增长举措中,能够改变以往单纯由政府搞基建工程扩大内需的老套子,更多地选择扩大民间的消费与投资,则发展方式转变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