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的“救火大队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南海里的很多住户限三天内都搬出去了，北区只住着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
而为使被批斗的部长们有个可以安心吃饭睡觉休息的地方，总理就把部长们接到中南海里住下。但即使在这里，也不得不被造反派们揪出去挨斗，我父亲就成了这个避风港的联络员，每位部长在出去挨斗时，都不忘叮嘱我父亲：老周，我到时不回来，千万记住让总理找人去要我！我父亲惦记着这里每一个人，关心着他们，总是要看着他们回来才放心，在中南海里继续当他的“救火大队长”。当时贺龙和乌兰夫伯伯被揪斗得厉害，我父亲受总理之命，把他们藏在西山的某处秘密房子里。
但是随着形势的持续恶化，中南海这个避风港也不行了，部长们都不得不离开中南海，回到群众中，在风云激荡的日子里度过艰难的岁月。这时在中南海北区里除了总理和先念伯伯家，就只住了谷牧、余秋里和我父亲三人，有时陈毅伯伯也在这里住一下。谷牧和秋里伯伯其实也不能做什么工作，只是能参加某些会议而已。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余秋里伯伯的名字经常排在最后，报纸常说：“参加会议的还有余秋里。”他们开玩笑，管他叫“余还有”。
父亲和余、谷三人，在中南海里共同度过近两年的岁月。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乐天的性格也难改，他们三人经常商量着要什么好吃的，要喝什么，就打电话叫家里人送去。他们都爱喝茅台酒(那时茅台就4元多一瓶)，爱吃肉，还要喝咖啡，我们三家人轮流买了送去。因我们家离得最近，所以我们送得多一些。到中南海北门送东西，是我们姐妹们最爱做的事情了，因为可以见到父亲。有时，他们三人会一起等在北门接东西，见到我们，他们会笑着问：“小姑娘，今天送什么好东西来了？”
在北京养病，成了老干部和总理的“民间联络员” 后来毛主席要干部上五七干校，学生要上山下乡。全国人民都不得不响应号召，众多家庭都在送别亲人。妻离子散的悲情，被红旗和口号声掩盖了。我们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父亲带着二妹和只有14岁的弟弟到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那里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母亲到河南；小妹到陕西延长县；三妹到山西大同；我到天津静海。一家人各奔东西，相隔千里。父亲这个人性格豁达，母亲却实在受不了，都快犯精神病了。
大约是在1970年左右，父亲在宁夏得了心脏病，是心肌梗塞。周总理知道后，批示：“告周，安心静养，稳定后回京治疗。”总理的批示是我父亲战胜疾病的最大精神支柱，在国务院五七干校及北京同志的关怀照顾下，父亲平安回到北京，住进阜外医院。父亲病好回家继续疗养的这段时间，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是他一生中与家人子女相处最多的日子。
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没有客人的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起背诵毛主席诗词或古文诗词。我们还会一起唱歌、唱戏，父母都爱唱。我们最爱唱的是“我们在太行山上”等革命老歌，也爱唱京剧、越剧，父亲还教我唱京剧《打渔杀家》。
当时来我家的客人很多，王震伯伯就是常客。一次他向我父亲诉苦说，他经常去看望各家老同志，坐车去，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每个月要扣汽油费几十元钱，他还要帮助有困难、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实在很困难。我父亲就给总理办公室吴庆彤叔叔打电话，说王震同志是为主席和总理工作，他的汽油费就不要收了。
王震伯伯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些信来，都是些遭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写给总理的，要我父亲转给总理。我父亲和王震伯伯联手就成了老干部和总理的“民间联络员”，帮助解决了很多老同志的困难。
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我们没有搬家，父亲也没有被扣发工资。所以，很多家庭受到冲击的孩子们，包括一些外地省委书记的孩子们，来京时就吃住在我们家。据家中保姆粗粗统计，平常日子里，在我家吃饭的外人，每月就有近百人次，有一个月甚至有207个人。
(责任编辑：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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