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捕鱼人家

　　绍兴：捕鱼人家

　　70年代初的青年渔民高张友很时髦，戴着上海手表，有的确良裤子，穿塑料鞋---据说他是全村第一个穿塑料鞋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林颖 | 绍兴报道

　　高兴刚刚过了一岁半，见了人还只会憨厚地笑笑。

　　高兴的家在绍兴。不过，在绍兴城市广场上的那张清光绪年间绘制的府城衢路图上，却找不到高兴家。沿着这幅地图向东看，过了东面的护城河，直到地图尽头之外，高兴的家在一个叫东湖镇水产新村的地方。

　　爷爷的鱼叉和口琴

　　下午五点半，冬天的水产村已尽染暮色，门外那一堆准备做乌干菜的雪里红也模糊不清了。高张友正关门进屋的刹那，送报的摩托车“突突突”地在门前停住，邮差递来一叠报纸。

　　“这是村里给我们订的报纸，我儿子是党员，有两份，我是村民小组组长，也有两份。”高张友说。

　　他是高兴的爷爷，高建刚的父亲，在这个三四千人的村里当村民小组长。

　　这个平时传达一些上面的政策、通知，为种种琐事奔忙的小组长，高张友做了20多年。不过，这个资深“芝麻绿豆官”的身份，显然比不上他生活中的更多精彩记录。

　　比如他的摔跤技术，年轻时曾在和外村人的较量中所向披靡。他能用手撑着地，倒立行走，从陆上自如地“走”到船上，还能在船上倒立几分钟。他游泳水平高超，曾经在绍兴地区所有县参加的游泳比赛上得过第二名⋯⋯

　　对于生活在水乡绍兴的人来说，游泳和人会走路一样自然而必需，不值得炫耀。高张友谈得最多的，是他的捕鱼人生。

　　从九岁那年上船向父亲学习捕鱼开始，迄今为止，高张友在绍兴的江湖河网上捕了54年的鱼。今年63岁的他，如今依然日复一日地做着捕鱼的工作。家后门口停泊的那条小船，像一片黑色的小柳叶漂浮在河面上。船的中间部分，是被深绿色尼龙网盖住的船舱，里面有二三十条鱼，大的小的，鲫鱼、鲢鱼⋯⋯那是高张友当天的劳动成果。明天一早，这些鱼会在绍兴城东的菜场上出售。

　　“捕鱼技术靠上代人传下来，我们这里的人是不会去学隔壁人家的方法的。”坐在小凳上，临着小渔船，高张友一边说着，偶尔停下来点燃一支烟，或者喝一口热茶。

　　高家的捕鱼方法是叉鱼，一般在傍晚出发，因为晚上天暗了，鱼儿才会游到水面、岸边吃东西，不然很难抓到。“鱼叉有大有小，一般渔民家里总有两三根，小鱼小虾用这种小的就可以了。”他指了一下地上一根大约一米长的铁杆，颇像猪八戒用过的钉耙，只是型号小点，且耙尖部分是直的，用钢丝做成。

　　初中毕业后曾跟着父亲打鱼一年的高建刚，打算抽空搜集绍兴渔民打鱼的方式，拍一些照片，记录下来，编一本书。他连书名都想好了，叫《山阴渔夫》。看上去，高建刚很为父亲自豪。

　　他甚至找出一个有点锈迹的口琴让高张友演奏一曲，还介绍说，父亲擅长吹笛子，自己用毛竹做的那种，会吹口琴，拉二胡。连音都不用试，高张友熟练地吹起了口琴，“社会主义好”的旋律飘荡在房间的每个角落。

　　奶奶的黄酒和木屐

　　听着丈夫的琴声，高爱仙嘴角慢慢上扬，眼睛里也似乎多了一层雾气般的朦胧，温柔从脸上的皱纹里荡漾出来。“好多年没吹了。”

　　1955年出生的高爱仙，三岁时就没有了母亲，和划乌篷船的父亲相依为命。在乌篷船上生活了几年后，她刚满九岁，就去帮打鱼的叔叔划船，学会了织渔网。

　　但真正开始渔民生活，还是在和高张友结婚后。

　　高张友的父亲解放前“承包”过上千亩鱼塘，曾被当作“塘霸”关进监狱。这样的家庭出身，让他迟迟未婚。

　　“给她做介绍的人很多，她父亲也不喜欢我，但别人去说亲她就是不肯。后来我姐姐偷偷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好，没想到她一口就答应下来，事就成了。”高张友说。

　　男女方相差9岁，这在上世纪70年代很少见。高爱仙在35年后说起当年的婚事，仍然羞涩甜蜜。“他会吹吹打打的，打扮起来还很好看。”按照当时一般的标准，70年代初的青年渔民高张友很是时髦，戴着上海手表，有的确良裤子，穿塑料鞋---据说他是全村第一个穿塑料鞋的人。

　　结婚的最初几年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每人每月只有两三元钱的收入。那时捕到的鱼，都必须先交给集体记公分，再根据公分领取报酬，谁都不许私自拿去卖。

　　“真正条件好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从允许我们自由买卖开始。”那时起，高爱仙开始了卖鱼生涯，30年来从未间断。开始那几年，她是用肩膀挑着鱼去市场卖，后来换成了自行车，再后来骑着三轮车，而现在则是电瓶车。

　　每日午饭、晚饭时，高爱仙都和丈夫喝上几杯黄酒。“现在想喝就买，以前可不行。”计划经济年代，买酒要有酒票。酒票按照人头发放，每个季度发一次，每人每月半斤酒。想喝酒也要忍着，得把酒节省下来，过节或者来了客人才能喝。现在，家里的酒冬天都是一坛一坛买，50斤装的，夏天是当天喝当天买，因为气温高了喝不掉的酒容易酸。

　　岁月变化，带走了一些只能存留在记忆中的东西。对高爱仙来说，年轻时穿过的木屐便是其中之一。那种木头做底的拖鞋，鞋面只用一根带子系住两端。老年人和小孩子不能穿那种鞋，因为底板光溜，踩在青石板路上，容易滑倒。

　　“木屐很便宜，一双只要两三角钱。”那时很多年轻人都穿着它，一到夏天，远远就能听到“踢踏踢踏”的木屐声。

　　爸爸的书摊和唱片

　　高建刚出生后，木屐已经在渔村绝迹。

　　但这不影响他对历史的想象和追寻。他说，李白那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提到了木屐。“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高建刚33岁，是绍兴博览家纺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高张友的长子，高兴的爸爸。1990年初中毕业后，他跟爸爸捕了一年的鱼，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份活计，就到工厂改做搬运工。

　　做搬运工最苦的时候，高建刚开始思考：这不应该是自己的生活。于是他去念夜校，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都很喜欢文学，喜欢看书。大家一合计，便怂恿他把一个书摊盘下来。

　　在绍兴最繁华的解放路夜市上，高建刚卖书卖了五六年。他说，绍兴的文化气氛挺好的，虽然城市不大，读书人还是挺多。那时卖书，恰逢“文化饥渴”的年代，从讲大专辩论的《狮城舌战》、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到岳麓书院出版的《红楼梦》，许多书畅销一时。基本上，他每星期都要到杭州去进一趟货，即便这样，正版《平凡的世界》一度都还进不到货。

　　书摊没有名字，就只有个摊位编号，126号，基本都是社科类图书，但分类比较清晰。“我的书摊，在本地读书人里还小有名气，还有媒体来采访。”

　　每天傍晚五六点，从三轮车上搬下书籍等物品，长凳往地上一放，顾客就来了，做各种各样行业的人都有，有公务员、银行职员、卖保险的⋯⋯时间长了，很多顾客后来都成了高建刚很要好的朋友。

　　一边卖书，一边看书，高建刚参加了自考并成功通过了汉语言文学的大专考试。也是在卖书的日子，他迷上了音乐。喜欢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的他，家里至少有五六百张CD。现在高建刚生活中最大的消费就是买唱片和书。

　　“绍兴人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传统。”他说，外地人只知道社戏，其实，绍剧、越剧、莲花落是绍兴传统的剧种。现在有的人家做寿、菩萨生日等，也会请人来做戏。

　　像他们这个村，几乎天天都有唱戏的。隔壁的老人前几天做寿，他的两个女儿就请了个戏班唱戏。“这么多年，这种生活方式没有变太多。”

　　妈妈的爱情和星星

　　胡丽敏，30岁，武汉人，高建刚的妻子，高兴的妈妈。

　　胡丽敏大学毕业工作四年后，打算换个环境，遂在招聘网上投了几份求职简历，其中就包括高建刚所在的公司。没想到出奇顺利，公司很快通知她过来面试，当场被录用。一个礼拜后，胡丽敏从武汉来到绍兴，那是2004年9月。

　　而先她一年进入该公司的高建刚，已经从普通文员一步步做到了部门经理，胡丽敏一来就做了他的助手。不久两人开始了“办公室恋情”。2006年3月结婚，婚后儿子高兴出生。

　　“命中注定，我是要被他‘等’来绍兴。”胡丽敏抱着20个月大的高兴，嗔笑着瞪了高建刚一眼，“在我来之前的一年多，他曾暗上山去求签，结果说‘良缘未到，只宜静等。’所以他哪也不去，静静地等着我来自投罗网。”

　　“刚来的时候，看到这里家家户户前门后院围绕着的都是河，时不时有大大小小的船开过，划船也不用手，而是用双腿不紧不慢地踩，双手腾出来干活，还能捧着碗吃饭，很新鲜有趣。”她抬起手比画着捧碗吃饭的动作。

　　胡丽敏说，武汉的重工业比较发达，空气污染严重，天空雾蒙蒙的，没几天能看得到星星。“在这里，晴朗的晚上，星星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小而精致的城市”，胡丽敏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在武汉的时候，吃东西都喜欢辣，慢慢地，口味也变得清淡了。

　　现在武汉对她而言，代表亲情，回去就像做客一样，常常同在武汉的父母和朋友说“我们绍兴如何如何”。“绍兴是我的爱情所在，是家。”胡丽敏最开心的事，就是周末一家三口到市里玩玩，带着高兴爬爬山，逛逛花鸟市场。

　　叔叔的乌篷船与宅男

　　乌篷船，周作人笔下“一种很有趣的东西”，早已淡出了绍兴人的日常生活。如今在绍兴，只有城里能见到一些乌篷船在摇曳，那是供游人用的。这个绍兴人世代特有的交通工具，现在基本上已和交通无关。

　　但对于高建刚、高永刚兄弟俩来说，乌篷船却是家乡记忆中不可缺失的部分。聊起来，满脸的留恋回味。

　　25岁的高永刚，对在外公船上睡觉的感觉记忆犹新。每次在上面玩耍时，一看到有机动船过来，立马跑进船舱，躺下，等着机动船开过泛起的浪花。在水浪的一摇一晃中，躺在乌篷船里的高永刚度过了欢乐的童年，直到外公去世。彼时，绍兴的陆上交通发达起来，黄色出租车也开始出现，乌篷船的“水上的士”功能消失。

　　高永刚是高兴的叔叔，高张友的小儿子。本来学习成绩不错，但高二那年迷上了网游，没考上大学。后来绍兴电力设备成套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员工，他去报考，没想到在激烈的竞争中考中第三名，进了该公司。

　　1983年出生的高永刚有着和同龄人大致相同的爱好。每天除了上班外，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了网络，双休日也是足不出户，和电脑为伴。在网上打游戏，看电影，听音乐，和初中高中同学在固定的QQ群聊天。用他自己的话说，算得上半个“宅男”。

　　这样的生活状态，高永刚也想改变。所以，他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已经考上，明年就上学。他希望在那里能认识一些女同学，谈个女朋友，“那样的话，我就可以陪女朋友逛街看电影，不用守着电脑了。”

　　像哥哥那样恋爱、结婚、生子，同样是“80后”青年高永刚的迫切愿望---这也是高家人2009年的目标，平凡而实际，但知足，如同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