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经济转型

　　传统文化与经济转型

　　中国传统的内省文化正适合未来发展的要求，也适合未来世界的需要。

　　■朱宗震

　　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文治主义的内省文化，“太上立德”。《论语》记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自我修养是儒生的必备功夫。中国经济是分散的小农业经济，儒学主张重本抑末，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节俭，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反对贪图享受）。中国境内与汉民族长期对抗的游牧民族，处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有向外扩张以求生存的要求。但满族入关占据统治地位以后，迅速汉化，文治主义占了上风。

　　中国的战争观是“以战止战”，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没有积极扩张的战争思想。儒、墨、道三家都有反战思想。在“以德怀远”、“务本”思想之下，反对扩张性的战争政策。

　　近代中国的文治主义，遭到西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沉重打击。近代中国名将蔡锷批判说：“独怪夫中国之词人，莫不模写从军之苦与战争之惨，从未有谓从军乐者。”他呼吁学习西方盛行的军国民主义：“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然而，近代中国发展起来的尚武精神，始终是自卫性的尚武精神，与西方扩张性的尚武精神有本质区别。

　　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对内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建设起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对外实行战争扩张政策，建立殖民统治，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不仅发动殖民战争，还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内外政策在道德上是个悖论，因而总是以双重标准对待世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走西化道路，依托日英同盟，获得了工业化发展的国际空间。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由于没有完成土地改革，农村贫困，国内市场狭小，效法西方，走上了殖民侵略的道路。当日本工业化有了一定基础之后，与先发展国家也产生了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激烈冲突。日本侵华战争不仅仅是侵略中国，也是向英美的国际秩序挑战，英日同盟破裂，并最终演变为太平洋战争。

　　本世纪初，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梁启超，或者袁世凯，都主张改革开放。但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崩溃时期，在国际上，正处于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时期，无法仿效日本发展模式。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适逢全球化的机遇，中国经济工业化得到了30年快速的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摆脱了西方老殖民主义和日本进行殖民侵略的发展模式，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在经济上出现了互利的双赢局面。但是，中国农村仍然贫困，内需乏力，中国的发展是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国家在资源和市场两方面发生争执。这也是西方“中国威胁论”持续不断的深层次经济原因。因此，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政策，就必须进一步突破西方发展模式。

　　中国要保持和平发展，如何化解市场和资源两方面的国际冲突，是个关键因素。中国将来如果被迫依靠发展海军，来保护海外资源通道和市场，必然与西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因此，中国在国内市场（内需）和资源自给方面，必须有创造性的突破。美国是一个国内高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国家，但美国的高消费模式，是建立在消费世界资源和世界劳动成果上的。中国没有可能走美国式的道路。目前，国家通过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谋求集约化农业的发展，提高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消费水平，向内需拉动型的发展模式转化。但是，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必然碰到环境和资源的制约因素，毕竟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因此，中国既要发展内需拉动的经济模式，又要实现绿色消费、节约型消费模式。这也是个悖论。

　　中国传统的内省文化正适合未来发展的要求，也适合未来世界的需要。和平发展，内需拉动， 环境和资源平衡。“存天理，灭人欲”，中国人传统的节俭型社会要与刺激消费有一个合理的平衡。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必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性的能源和资源利用模式相匹配。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在未来的50年到100年之间，必须有一个共振效应，才能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改变西方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创造。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必然有一个相对应的创造性道路。

　　总之，中国必须摆脱西方发展模式的迷思。我们不是不承认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是说，西方先进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历史的模式，我们已经没有全盘学习的历史条件，我们必须创造出更新的模式，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世界也才能消除发展危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是强大的、独特的、独立发展的文化，我们应该相信中国文化的潜力。至于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的潜力，不是靠书生照本宣科，不是靠儒学复兴，不是靠普世价值，而是在处理危机的实践中探索生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