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生态文明建设年会26日在济南举行

　　生态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陈寿朋老师访谈录

　　记者：陈老师，您是大学教授。《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山东济南，大凡90%的当地民众相互之间都以老师相称，具有更为广泛的民众意义。请允许我们以老师对您相称，一方面找到家人一般的感觉。另一方面，主要是想先请您从生态文化的角度谈一谈生态文明对民族、人民和大众的重要意义。

　　陈寿朋：胡锦涛总书记向党的十七大作的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战略性、科学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是全党全国工作的行动指南。报告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使我国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这是党中央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是建设和谐社会理念在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升华，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我党对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全球生态问题高度负责的精神。

　　生态文明建设是老问题，又是新课题；是世界范围的普遍问题，更是我国当前突出的现实问题。正视生态问题，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而且是全球发展和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立足中国实际，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子，不仅可以推动我国现代化大发展，而且是对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

　　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原则，走可持续的道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生态保护而放弃发展当然是不足取的，但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资源、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也是不对的。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互相促进，实现双赢才是正确的发展观，才能达到我们的根本目的。

　　就对大众建设的必要性而言，关键是生态意识文明。它是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的一种进步的观念形态，包括进步的生态意识、进步的生态心理、进步的生态道德，以及体现人与自然友好、和谐的价值取向。进行生态教育，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识，增强对自然生态环境行为的自律，牢固树立生态文化意识是解决生态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要更加注重生态道德教育。生态与道德不可割裂，生态环境的优劣反映着人们生态道德的水准，同样生态道德水准的高低也极大的影响着生态环境的优劣。尽管生态道德是一种软实力，但它却有着极其强大的推动力，只有它才能真正驱动人的生态意识和行为的自觉性、自律性与责任感。生态道德是对理想境界追求的结果，也是长期文化积淀结果。正确的生态道德观一旦形成，就会对于人的行为产生自觉的约束作用，从而大大减轻法律约束人的行为时所付出的成本或代价。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使人们自觉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地责任和义务，并敢于同一切破坏生态环境地行为作斗争。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多种形式地生态道德实践活动，努力形成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污染、绿化祖国、美化家园地社会文明新风尚。

　　记者：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发展的一个指导理念是，以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等生态和谐观念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正确处理好发展和保护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今年7月，山东省委工作会议提出了“经济文化强省战略”。第一次以崭新的视野，世界性的眼光，全局和战略的思维高度将文化提升到了历史的高度。能否请您谈一谈“经济文化强省战略”与您所提出的“发展和保护关系”的对等性理解？

　　陈寿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核心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条件什么事都搞不起来，在中国这样一种严峻的生态形势下，没有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发展，没有资金，搞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就是一个空话。所以，首先要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坚持保护我们的环境，形成生态平衡。但生态文明建设没有固定框架，现成模式。生态文明的思想也是一个正在发展和完善的理论。生态文明的建设形成模式要从实践中来，要在实践中摸索，首先要坚持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以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找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子和模式。我们国家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际上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土地上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我们遇到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一方面不能不发展，另一方面也不能不保护。说到底，现在我们能够有这样高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意识，这与30年的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正是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唤醒了中国人民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意识，也为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造成了环境受到严重迫害的状况，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我们现在是碰到了发展和保护的两难，我们需要在两难之中找到两难之策。妥善和善于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与山东省委提出的经济文化强省战略具有战略对待性。山东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也是目前我国最具活力的沿海经济开放地区之一。山东不但经济发达，文化资源也相当丰厚。所谓“一山一水一圣人”，孔子是山东最大的文化名牌。经济文化强省战略，创造性地将经济大省和文化大省相融合，把时代精神与山东地方特色相融，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文化生活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面抓经济，一面抓文化，统筹发展，协调发展，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符合生态文明的内涵要义。

　　记者：陈老师，自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党和国家战略后，我们注意到，在今年1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中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排列在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后。今年8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在人民大会堂接受25家外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我们“高度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认为，这是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形成体系建设的过程。请您设想一下，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应当在哪几个方面有所重点作为？

　　陈寿朋：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

　　从经济层面来讲，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层面，是指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主要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这就要求我们坚持这些年提出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和增强环保产业的职业责任意识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和产业要求。

　　从政治层面来讲，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层面，是指党和政府要重视生态问题，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生态观，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生态观。各级政府应发挥主导和主体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基础、社会基础以及相应的设施和政治保障。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及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生态法制建设。应调动人民群众主动自觉地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积极性，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学会运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的生态环境权益。推进生态民主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主体作用的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将一事无成。应保证人民群众生态文明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群众从生态文明建设中深切体会和明确认识自己的利益所在，从而激发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

　　在文化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层面，是指一切文化活动包括指导我们进行生态环境创造的一切思想、方法、组织、规划等意识和行为都必须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树立生态文化意识，注重生态道德教育。生态与道德不可割裂。生态环境的优劣，反映着人们生态道德水准的高低；同时，人们生态道德水准的高低，也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环境的优劣。生态道德驱动着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行为的自觉性、自律性与责任感。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按照尊重自然、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要求赋予文化以生态建设的含义。

　　在社会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层面，是指重视和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推动人们生活方式的革新。这就要求我们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建立法制化、民主化和安定团结的秩序以及高效率的社会管理体系，形成以生态文化意识为主导的社会潮流，树立以文明、健康、科学、和谐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逐步形成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大力提倡节约型消费，改变“一次性消费”和“类一次性消费”。反对自私的享乐观，拒绝挥霍铺张、浮华摆阔等消费行为。鼓励从点点滴滴做起，减少或杜绝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记者：陈老师，据我们所知，几十年来，您把蓬勃的年华和澎湃的热血付诸高尔基研究工作，把一腔心血和虔诚播洒在学府讲坛和鸿篇巨制。您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高尔基这团火光里，我仿佛能见到高举燃烧着心的丹柯，能见到翱翔蓝天、向往战斗的雄鹰，能见到呼唤暴风雨的海燕。这团火，使人精神抖擞，使人产生勇士的狂热。尽管岁月更迭，没有一个作家像高尔基那样影响了我的一生。”高尔基以最大的痛苦”作为笔名开始自己创作生涯时时值24岁。能不能谈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您在近80岁的时候还依然为了祖国的生态文明事业奔走呼号？

　　陈寿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看到了问题，就应该站出来大声疾呼的。我经常想起俄罗斯作家拉斯普金。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当他看到贝加尔湖遭到严重污染时，就立即组织仁人志士保卫贝加尔湖泊，向政府提出对策。我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我在内蒙古生活了四五十年，是草原荒漠化的见证人。我经常想，要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丧失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既对不起祖国，也对不起后代。所以我想以我短暂的人生为草原做点什么。比如在阿拉善盟曾经有一片海子叫做居沿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边的水草丰美，骆驼走进去不见身影，只听见声音。但后来上游因为人为修建水库，把水源掐断了，导致气候逐渐发生变化，现在那里变成了一片沙漠，连胡杨这种千年不倒的耐旱植物都枯萎了。原来那么好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了一片荒漠，能不让人心疼吗？我不是搞自然科学的，只能通过笔或嘴来呐喊几声，呼吁生态保护。

　　记者：陈老师，今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15周年。1917年，时年24岁、还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主席，怀着对贫苦农民真挚而深厚的感情，曾用一个月的时间，行程900里，徒步考察了长沙等五县。这段经历和毛泽东童年的农村生活，培养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我们想请您谈两个问题。一是谈谈生态文明与青年人的责任问题；二是生态文明与农村问题。

　　陈寿朋：理想信念对青年人非常重要。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终身奋斗。学习是全体青年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要在学习上下更大的气力。希望大家只争朝夕地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持之以恒地学习，打牢知识基础，培养严谨学风，扎实地积累知识。学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青年时期不扎扎实实地学习，不注意积累知识，到了一定年龄，需要用的时候会感到很困难。当然学习不见得就是要死读书，要注意和实践结合，学以致用。要真正成为新时期的栋梁之才，关键还是要学习，要老老实实地学，吃得了苦，下得了工夫，不能浅尝辄止、好高骛远。

　　农村环境保护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全国人民的福祉，事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大多数居民还生活在农村，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也发生在农村。农业和农村是连接人与自然的主要纽带，农村环境保护在建设生态文明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把农村环境保护纳入国家环境保护总体战略，统筹加以推进。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全国农村生态环境形势总体上仍然比较严峻，农村生活污染、面源污染还相当严重，工业污染、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态功能退化等状况还在发展。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也制约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对农村环境保护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对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和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首次加强京鲁两地战略合作，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陈寿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再也不要搞条块分割，再也不要按照过去的个干个的模式。如果连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论资排，讲排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单纯从学术研究机构角度讲，生态文明研究应加强在双向和多向合作中的参与，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整体转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在整体上解决好中国的环境和发展问题，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生态环境的重大贡献。

　　第四种文明——生态文明立论人：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黄承梁谈著名法学家徐显明访谈录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年会召开前夕，在您的博客里发表了一篇长达六千多字的文章，即《著名法学家徐显明生态文明制度观考证》，文章指出，徐显明是最早从法治和制度层面提出生态文明的专家学者，也是国内第一个直接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对应的第四种文明的专家学者。其生态文明制度观所蕴涵的思想，完全符合胡锦涛总书记党十七大报告后关于生态文明的一系列论述及其精神，特别是将生态文明与环境权相联系，内在地化为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谈谈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吗？

　　黄承梁：我是法学专业背景出身。对生态文明的制度安排问题，在今年3月份，我同山东大学郇庆治教授在东营经济开发区与东营市领导和管委会领导座谈会时就明确地提出过生态文明的制度安排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后，一方面，引起了政产学研各方的关注、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但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性问题上，出现了部门割据、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自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前后至今天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不同场合谈到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具有战略眼光的问题，其核心思想即是不要把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人为地看小、放小的问题。我有一个提法，叫三不要，不把生态文明作为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并且作为胡温执政以来所成就的一项重大政治成果放小、看小，不把生态文明同与之适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割裂，不把生态文明当作一项政治运动来推进形式主义运动。要做到这三要，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既要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探索怎样使本部门的工作更加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更不能有主体话语权的争执问题。应当看到，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克服一些理工科背景思维，如一谈到生态文明，就局限于环境保护，林业建设等问题。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不是问题的全部。这次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年会，我们在以往“转变生产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宣传语的基础上，增加了“转变思维模式，建设生态文明”的提法，其希望即是通过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合力思维，从生态文化层面扩张到生态文明的体系建设，从机制和制度层面来思考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和制度建设，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代契机下，对中国人民显得尤为重要。

　　记者：为什么要将题目定义为《著名法学家徐显明生态文明制度观考证》？

　　黄承梁：这不是我想这样写。这是个事实。您的这个问题，恰恰问到为什么在准备年会前这么紧张的时间里要写这么一篇文章的问题。徐显明是我国著名法学家，也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委员。今年11月份开始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成立，凝聚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和环境政治研究所两院一所主要负责人和单位教授们的心血，更前后得到了山东大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的多次支持。新校长到来后，中心和我本人也期盼得到徐显明校长的支持。我想这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一是生态文明的确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二来的确是关乎到百姓基本生存权的重要文明，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召唤下，需要每一个人发扬“生态文明、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英雄人物总是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怎样找到这样一个切入点，我想起了2004年《法制日报》曾刊发过的一篇关于徐显明校长的文章。有必要在此说明，我是法学专业背景，对国内法学界一些知名教授的思想动态一直比较关注并一直有整理在案的习惯。经多方查阅，发现此文为《法制日报》记者王锋所撰写，题目为《徐显明代表呼吁应建设第四种文明——生态文明》。全文不长，下文为内容。“本报讯记者王锋　在分团审议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代表提出国家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同时,应加大力度建设第四种文明————生态文明。徐显明代表认为,物质文明主要解决人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精神文明主要解决人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文明主要解决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而未来我们要着力建设的第四种文明——生态文明,则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是一种更为高尚的发展目标,因为它已经超越了过去以往的"以人为本"理念。这四种文明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正是这篇不足300字的文章，有如刘因《夏日饮山亭》诗曰:人来每问农桑事,考证床头种树篇，以非常明确的信息表明徐显明教授是“完全符合胡锦涛总书记党的十七大报告后关于生态文明的一系列论述及其精神”下的第四种文明生态文明的立论人。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是谁的成果还是要尊重其发明权。这也符合法权的法理精神。所以您的问题应当是徐显明的提法成就了我的文章的标题，而不是我想怎样写就怎样写的问题。

　　记者：为什么是创造性贡献？

　　黄承梁：这个贡献是创造性的，来源于事实本身的两个创造性。一是生态文明在全球是个伟大的创举。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关注。在一个世界第一大党的报告中，在领导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将常说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到“生态文明”的伦理和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度高度，这在全球是个伟大的创举。有关这个理论的回答，我建设你们能够关注一下山东大学郇庆治教授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些论述和提法，他是全国环境政治研究领域的专家。

　　第二个原因，就是从法制和法理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解析。我不妨用我文章中的一些理论在此加以回答和阐述。就我们已经能够耳熟能详的三个文明来看，物质文明主要指人类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各种形态的物质财富。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人类自身发展中逐渐积累、发展的表现在个体的人身上、社会中和人类的政治组合中的文明成果，其基本共性均可归纳为创造性文明。这些文明都是人作为主体的收获，是对人类创造力的报偿。与创造性文明相对应，生态文明是一种适应性文明。这种文明不是人类创造力的展示，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征服与改造，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胜利，而是主体对客体的适应，是主体担心客体对主体的报复。诚如恩格斯早就对那些醉心于建造物质文明人们的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恩格斯所预言的“报复”是由不可移易的规律决定的。在人类饱尝了“黑色文明”所带来的恐慌感、恐惧感之后，今天建造的生态文明不过是修复遭破坏的生态，解除对生态的威胁，维护生态的应有状态。这个文明的建造不是兴造，而是顺从和适应。

　　在“黑色文明”下，就我国的环境立法而言，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先后制定了二十多部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此后，国务院、相关部委相应制定了近百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行政法规、规章，地方人大和政府也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大量与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我国缔结和参加了几十项有关环保的国际条约、公约、协定。可以说，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比较完备的环境与资源法律体系。

　　但是这样一种体系，却造成了一面是环境立法数不断爆炸，另一面却是污染不断与破坏加剧；一面是执法权限和范围不断扩大，另一面却是违法行为和样式层出不穷；一面是重罚重处的大棒飞舞，另一面却是相当多的法律责任条文从不曾被适用过的两难境地。

　　曲格平先生今年在强国网谈生态文明时说，“中国的生态环境形势应该说是很严峻，问题很多，我们的城市环境污染非常突出，自然生态破坏也非常严重，面临的形势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近四十年，我现在退休了，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我所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你问我理想当中的生态文明社会是什么样的，现在我关心的还是城市环境，城市环境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气状况不好，水环境状况越来越严重，污染情况有加剧之势，这在城市来讲，是非常突出的两大问题。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尽快得到改善。第二，自然生态，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荒漠化面积非常大，大概有二百六十几万平方公里，占的国土面积非常之大。最近几年有了进步，但是要彻底改变这个局面，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因此，这样一个局面的形成，归根结底，涉及到两个致命的问题，一个是缺乏环境权的观念，另一个是缺乏环境正义的观念。换句话说，我们的环境立法更多地确定了主体对客体的征服与改造，而不是从公正、从善的角度来看待对待环境。从公正和从善的角度对待环境，人们不仅应当享有环境权，而且环境权应当是一种普遍权利和基本人权。作为一种权利，它更应关乎环境正义的更高命题。环境正义的法律要求就是环境义务。环境义务的基本原则是：人类不得干涉生态物的自然生长和生态系统的自然维系；人类对生态物自然生长的干涉以必要为前提，这种必要性是为了保障人的生命利益；人类对生态物的行为必须谨慎，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除非是紧急避险行为；人类对生态物的行为必须支付相应对价，利用自然也要恢复自然；非经正当途径剥夺生态物的生存权利，破坏生态秩序，必须负法律责任。而在生态文明下，法律必须接受生态规律的约束，只能在自然法则许可的范围内编制。立法者应当学会让自己的意志服从自然规律，应当自觉地把生态规律当成建造法律的准则，注意用自然法则检查通过立法程序产生的规范和制度的正确与错误。如果说立法活动常常都伴随有平衡、协调的工作，那么，生态文明条件下的立法首先要协调的是人类惯常的开发自然的活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而不再只是在阶级、民族、政党、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等社会关系领域内搞平衡。

　　因此，传统法学以权利为出发点的立场或者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意识应当得到根本的扬弃。中国这种环境立法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了西方的环境立法体系的。这一点不用怀疑。贪婪的、腐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式消费模式，给今天的全球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和痛苦，就是极其不生态文明的体现。生态文明观在法律上的要求，落到实处也就意味着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权利与义务的提出无疑意味着自然界自工业文明以来的法律客体地位将逐渐回归主体性地位，这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换位。因此，生态文明是环境权的张扬和环境正义的主张与人权的实现。这是其创举性所在。

　　记者：为什么说徐显明将生态文明列为第四种文明符合胡锦涛总书记党的十七大报告后关于生态文明的一系列论述及其精神？

　　黄承梁：党的十七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场合比较集中和全面地论述过生态文明。

　　第一次：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第四部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到二0二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第二次：2008年1月29日下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中强调，“精心谋划周密组织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切实贯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胡锦涛指出，贯彻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要着力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着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各项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形成一整套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这是迄今为止，有资料表明，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排列在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后，即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后。

　　第三次：2008年8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在人民大会堂接受25家外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通过筹办北京奥运会，努力推动城市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谈到中国政府自身独特的关切时，胡锦涛说，我们的关切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度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中国人民极为关心的一件大事。我们努力通过举办北京奥运会，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努力使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让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

　　这是迄今为止，有资料表明，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站在国际化的战略高度和全球化视野下，畅谈生态文明建设。

　　总体来看，这三个阶段，依次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关切和高度关注。我们一直讲生态文明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和政府重要的执政理念，意也即此。生态文明的确作为第四种文明，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和份量。徐显明建议国家将生态文明列为第四种文明，以非常清晰和简明的思路，高度概括了前三种文明的本质要义，即物质文明主要解决人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精神文明主要解决人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文明主要解决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同时不仅提出要将生态文明列为第四种文明，国家要增加第四种文明生态文明，体现了高度的理论前瞻性和极强的抓主要矛盾，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生态文明,则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在十七大之前的三年时间里，能够以这样一种战略视角提出来，其观点之新颖，立论之清晰，实为罕见。

　　记者：那生态文明一词是由谁最早提出来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黄承梁：就目前我的考证，这里我用的是考证一词，应当是经过系统查阅与论证的。至于是否确如我所论证，也有待其后有关人士的继续评论。党的十七大前最早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根据部分史料和证据来看，此人很可能是重庆市江津区一位远近闻名的“护绿老人”，江津区农办退休干部颜孟坚。颜孟坚老人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观点最早是在1996年2月17日发表在《中国环境报》上的一篇论文《21世纪人类需走“多节制”的发展道路》中提出的。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应“将未来人类社会建成一个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相统一相协调的节制型新社会。”

　　第二个提到生态文明概念的，应当是温家宝总理。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说,“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论断。

　　第三个提到生态文明概念的，是在2000年，现为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院长的刘宗超博士出了本书，名称为《生态文明观与全球资源共享》。

　　第四个有较大突破意义的，是指与我们这次访谈的主题相对应，也能够说明为什么徐显明教授的立论是创造性的，是指由国内十六位著名法理学家合作编写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暨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在2003年修订后的第二版中增加了一章“法与生态文明”。法理学家在教材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需要法律确认和保护”。

　　记者：我们在您的文章中注意到了您对徐显明教授生态文明立论基础上的一些延展性观点，能否谈谈主要观点？

　　黄承梁：法理学(Jurisprudence)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广义上，法理学可以被界定为法律的智慧，或者对“法律事业”的性质和语境的理解。法理学的词根应该是源于“juris”，意指法律或权利。另一个词根“prudence”则指智慧。因而法理学可能是寻求法律的智慧，或者寻求对法律的明智理解的学问。2002年第02期<<学习与探索>>刊发了徐显明和现任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齐延平教授的文章，《制度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Systemcivilizationisanindependentformofcivilization）。文章指出，制度文明是一种涵括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而又独立于二者的文明形态。制度的文明化程度决定着社会整体的文明化水平.以权利本位理念为灵魂的制度文化,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内涵的规则体系，以廉洁、高效为运作准则的制度组织分别为制度文明建设提供着精神驱动、规则支持和运行保障。

　　法理背景和这篇文章，适逢依法治国的时代召唤，从教育背景和思想渊源可以为徐显明教授与生态文明两者之间找到这样一种关联：徐显明是最早从法治和制度层面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专家学者，也是国内第一个直接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对应的第四种文明的专家。其生态文明制度观所蕴涵的思想，完全符合胡锦涛总书记党十七大报告后关于生态文明的一系列论述及其精神，特别是将生态文明与环境权相联系，内在地化为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名法理和人权专家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

　　特别是进入2008年3月，又是全国两会期间，徐显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就改革开放30年最具标志意义的法治事件发表看法时，进一步谈到了环境权的问题。徐显明说，30年法治实践，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等权利日益受到重视，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保障人民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就在本月初（200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五大时间节点看中国30年人权路》，徐显明说，“近年来，中国的人权实践发展十分迅速。未来修宪时，应重构我国的人权体系，至少将十七大报告中已出现的基本权利写进去。最成熟的是生存权。作为中国政府认可的"首要人权"，生存权在宪法的权利列举中并未出现。十七大报告中已出现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展权等，也应列入。如把生态文明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话，还应增加环境权”。

　　记者：您觉得这篇文章最能说明什么问题？

　　黄承梁：应当看到，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重要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建设生态文明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控制污染和恢复生态，还涉及观念转变、产业转换、体制转轨等。生态文明具有时代的高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性转折。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符合时代要求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体现，生态文明在不少地方的实践有借生态文明之名，扩张传统经济模式之实。反复在“缺电、挖煤、修路、发电，钢材、水泥、城市房地产，再缺电再发电”的怪圈中寻找生态文明。在生态道德文化方面，消费领域追求奢华、过度消费、挥霍浪费。事实说明，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在公职人员中间，强化生态道德文化教育，“补生态道德文化课”，亟为迫切、重要。对于我国来说，建设生态文明是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全面回顾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后关于生态文明的一系列论述及其精神，有效探求生态文明在国内几个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表明作为党和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的生态文明在十七大报告中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意愿和要求；仔细阐述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从本质上探求生态文明的本质，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论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很有帮助。换句话来说，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既要知其现状与未来，还要知历史。这样才能够做到我在这次访谈之初提到的三个不要，在三个不要的基础上，方可实现三个需要。这三不要三要整体来讲，就是不把生态文明作为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并且作为胡温执政以来所成就的一项重大政治成果放小、看小，不把生态文明同与之适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割裂，不把生态文明当作一项政治运动来推进形式主义运动，把生态文明看作是关乎子孙后代生死存亡的新文明和和中国共产党对子孙后代和世界负责的庄重承诺，把生态文明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把生态文明观贯穿于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生态良好的全部过程。徐显明法理背景和人权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制度观，即为生态文明的战略视角提供了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渊源。

　　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鄂云龙访谈录

　　记者：鄂主任，您好。感谢您来出席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年会。您常年在北京，这次来到山东省会济南，能否谈谈中国的城市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做得怎样？其紧迫性如何？

　　鄂云龙：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感觉到中国的城市生态状况中，城市居民的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意识非常高，这是一个主要特点。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保护好城市生态的重要性，很多的人都挤在一个很小的土地上，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空气、水，没有一个很好的花园，老百姓能够休闲的地方，那城市居民的不仅是物质生活质量不高，精神生活质量也不高。

　　我对生态文明理解，生态文明就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文明，就是要确定人和自然的新关系。什么是居民生态？居民生态就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从广义上讲，精神的方面也可以包括在人的生存状态，因为人是有灵魂的动物，有智慧的高级生物，人是有思想的高级生物，所以，他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精神。那么，人的精神状态呢，又以物质为基础，以自然为基础，所以居民生态，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这个生活状态就包括了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我们所追求的生态文明，就是要提高我们的生活状态，让我们生活在更自然、更清洁、更和谐的社会环境中。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现在生存的这块土地是我们最后的家园。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现在我们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是当务之急，是迫在眉睫的时候。不管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那么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国内土地环境来看，沙漠越来越多，陆地生态系统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从现在不开始注意保护，就可能形成不可逆转的可怕后果。又如将其与水资源问题一并考虑，如果长江、黄河上游的陆地生态系统受到破坏，那么中下游的水问题，也包括气候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城市是在国土上的城市，大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城市生态环境也必然受到影响。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情况吗？

　　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是党的十七大后在国内成立的第一个以生态文明为研究对象的高层研究机构。由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理事长陈寿朋教授，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和生命科学学院潘文石教授共同发起，国家林业局、北京大学、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共同组建。心将以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等生态和谐观念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理论研究。陈寿朋教授自2001年组建中国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以来，一直致力于生态道德的推广、生态理论研究等相关工作。因其对教育和生态道德推广所作出的贡献，被誉为“生态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人”。

　　中心目前最近正在进行的项目有：潘文石教授主持的在广西崇左和钦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以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项目。谈到潘文石教授，这里需要谈到他本人对以人为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观点。潘文石教授经常跟我讲，他说：要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必须解决两部分人的问题：一个是要解决穷人的问题，要让穷人有生活的出路，生活来源。他自己在广西研究和保护白头叶猴，发现如果不解决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老百姓只能向山头和森林要吃要喝，白头叶猴就保护不了。所以，从最基本、最原始的一个观点出发，要解决生态平衡问题，一定要解决穷人的问题。

　　记者：生态文明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与我们每个人的关联性如何？

　　鄂云龙：我个人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人类的最初阶段。由于人口少，技术不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相对和谐，有人说人还没有从自然之网中解放出来。二是工业社会的阶段。科学技术发展了，工业发展了，环境开始受到破坏，人和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危机。现在的阶段，也就是我认为的第三个阶段，我们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确立人和自然的新关系，自然离开了人类没有意义，没有自然人不可能生存，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

　　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共同推进生态文明是所有人、更是每个人的责任。生活方式的问题和人的选择有关，人可以选择很俭朴的生活方式，理论实践数据表明，俭朴的生活方式确实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也比较符合人的自然和生理的需要。其实奢华的生活方式，从纯粹的意义上说，不一定必然的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以这次由美国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来看，美国所狂热地引导的奢侈性消费方式，给全球人们的消费观念应当敲响警钟。

　　记者：现在老百姓生态意识还不强，您觉得应该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宣传？

　　鄂云龙：不能简单地说现在老百姓生态意识还不强，就像我在回答你们的第一个问题时所说，城市里的老百姓生态意识有了显著提高。但反过来了，不仅仅是老百姓，更包括党政领导干部，都要加强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和教育，正如十七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这句话高瞻远瞩，意义深远。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转变观念，换脑筋，一定要认识到当前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加强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教育，尤其是主政者的生态文明教育，把生态文明的思想推广到全社会中。

　　记者：您怎样看待这次与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年会？

　　鄂云龙：这次年会是京鲁两地生态文明研究机构的首度联手，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它很重要，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表明生态文明将在整体观视野之下，进一步拓宽合作渠道，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友好有利资源，共同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心，具有典型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应当看到，这种合作正在借助多方资源，博采众家之长，进行有效配置。正是在合作意义和整体意义上，生态文明研究及其实践方能显示出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梁文凤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