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改革开放30年是新闻业发展最快阶段

　　中国的传媒业走过了改革开放30年，不管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坎坷，也不管有着怎样的辉煌成绩，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为了更好地前行，我们对传媒30年进行回顾和梳理，纪念这30年中可圈可点的人和事。为此，《传媒》专访了被誉为“新闻史学界泰斗”的方汉奇先生。

　　《传媒》：方老，您好！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回首改革开放这30年，您认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都有哪些明显的变化？有哪些事件值得我们回忆和梳理？又有哪些人物值得我们关注和纪念？

　　方汉奇：这30年是中国新闻史上，也是建国以来中国新闻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在报业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现象，如1985年《洛阳日报》成为第一家尝试自办发行的报纸、1995年《华西都市报》开启都市报序幕、1996年我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运行等等。期刊业也在平稳发展中不断突破，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的周刊——《瞭望》诞生，周刊成为新的市场热点；出现了《读者》、《知音》、《家庭》等发行达百万的大刊；组建了家庭等期刊集团。广播电视事业也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如中央台的改革、“珠江模式”与地方电台的改革等。网络媒体从起步向纵深发展，再到逐步规范发展。

　　我所熟悉的新闻教育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为新闻教育是为新闻事业服务的，新闻事业发展了，新闻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新闻学从无“学”到有“学”，新闻传播学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教育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解放前号称天下第一大系的燕京大学新闻系，28年才培养了380多位学生，现在我们新闻院系在读人数是15万、600多个教学点，一个学校每年招收本科生的数量都超过燕京大学28年的招生数量。

　　这30年中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一线记者，如范敬宜、艾丰、樊云芳，艾丰是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范敬宜在总编这个层次颇有建树，还有写邓小平南巡讲话评论的“皇甫平”，写通讯的陈锡添，写人物的郭梅妮等等。此外，这30年还出现了不少新闻学研究的大家，像研究新闻理论的甘惜芬、童兵、陈力丹、李良荣等，出现了新闻史研究的第一个博士尹韵公和新闻史方向的第一个女博士郭镇之等。

　　《传媒》：这30年中国的新闻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认为都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和发展？

　　方汉奇：首先是政治上的原因。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得人们在思想上获得了大解放。媒体真正实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现在的媒体既是党的喉舌，也反映国情和民意；既有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满足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等。由于思想的解放，“传播”、“地球村”等词汇也从不被接受到逐步进入公众视野。

　　其次是经济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尤其是入世以后，既是“引狼入室”，也是“与狼共舞”，我国的媒体逐步开始与市场接轨、与世界接轨，这都是史无前例的。

　　再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成熟，尤其是互联网已成为全球性的信息资源网，电子报刊进入大发展阶段，“第四媒体”、“第五媒体”、“多媒体”等的出现更加丰富了传媒大家族。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新闻报道如虎添翼。

　　《传媒》：您从事新闻史研究已有50多年，都有哪些深刻的体会？

　　方汉奇：一定要实事求是。新闻史研究和其他研究一样，必须尽可能多的掌握第一手材料，逐步深入下去，要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和作多次深入的个案研究。

　　《传媒》：目前中国的传媒业处于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对媒体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对当前媒体工作者的职业素养是否满意？您认为一个合格的媒体工作者应具备哪些条件？

　　方汉奇：即将过去的2008年，中国经受了雪灾、地震、奥运的考验，在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说明我们这支队伍还是非常能战斗的，他们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学历和思想认识也在逐步提高，整体的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也有所提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脚步的加快，对传媒人才的外语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在一般的新闻院校还很难培养出这样的传媒人才，基本上还是靠外语学院来培养，比如，杨澜是北外的，水均益是兰大外语系的。但我相信随着我国整体外语程度的提高，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外语水平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除了外语，我认为一个合格的媒体从业者需要有坚实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宽广的知识面、娴熟的文字基本功，掌握一些专业手段、专业技能。（记者周志懿杨春兰）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