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心儿童院死婴之谜 解放初南京市法院判决首起涉外案件

　　旧案新观

　　圣心儿童院死婴之谜

　　解放初南京市法院判决首起涉外案件

　　程堂发

　　1950年5月11日，《新华日报》编辑柳嘉禾接到江苏南京圣心儿童院打来的电话，说他惟一的女儿柳欠欠被开水严重烫伤。柳嘉禾闻讯心急如焚，他叫上妻子急匆匆赶往圣心儿童院。

　　次日，年仅两岁的柳欠欠不幸夭折。柳嘉禾夫妇悲痛至极，他们认为孩子的死都是因为圣心儿童院疏忽大意、玩忽职守所致。事件发生后，南京各界群众纷纷谴责圣心儿童院的行为，要求调查事故原因。当时的南京市委决定，由市卫生局、中央医院等11家单位组成调查组，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柳嘉禾也将圣心儿童院告到南京市人民法院。法院首先对柳欠欠的死因进行法医鉴定，结论是，“柳欠欠系沸水重度烫伤，引发酸中毒猝死”。

　　圣心儿童院是外国天主教在南京开设的一家慈善机构，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1936年，爱尔兰修女马哥能租赁宁海路32号，创办“方济幼稚园”，后开设圣心儿童院。1944年，马哥能调离南京，阿根廷籍修女任玛继任院长。1948年春，圣心儿童院迁入广州路72号新址。新开设的圣心儿童院部门增多，机构扩大，任玛负责全面工作，医院具体工作由法籍修女华安德负责。华安德来中国前在巴黎一家教会医院当护士。同年9月任玛离任，由爱尔兰籍修女兰义德任院长。

　　圣心儿童院除新大楼及附属建筑外，院内还开辟菜地、牛栏，所产蔬菜、牛奶，均供院内人员使用。

　　调查组在调查中了解到，圣心儿童院有个规定，凡进入儿童院的婴幼儿童，必须由监护人填写一份“申请书”，并签字画押，这张申请书实际上是一张“卖身契”。根据“申请书”所做的统计显示，1948年1月至1950年入院儿童577名，被领养121人，死亡372人，死亡率竟达65%。

　　调查组于6月10日，委托中央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等单位，对圣心儿童院的婴幼儿童进行了一天的体检。接受检查的117名孩子普遍发育不良(体检报告保存至今)。

　　据此，调查组找到兰义德和华安德，提出：圣心儿童院应承认由于自身疏忽，烫死柳欠欠，并公开向市民道歉；应赔偿柳欠欠的医药费、埋葬费及养育费。对此，兰义德、华安德以沉默表示对抗。一周后，兰义德发表意见：“必须有明文判决书认定，否则不予考虑。”她还在致南京市民一封信中说：“我院以慈爱为本，绝无害人之意，柳欠欠系肺炎致死，与本院无关，圣心儿童院是无辜的。”

　　为了让证据更有力，调查组再次请南京大学法医科对柳欠欠的死因进行鉴定。根据原X光片及肺叶切片剖验确认，因圣心儿童院照顾疏忽，致柳欠欠烫伤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而使伤口感染死亡。

　　市法院也再次请中央医院权威医生进行鉴定，结论是“该童肺部无发炎象征”。

　　虽然有了权威鉴定，但兰义德、华安德仍极力推卸责任，百般狡辩。

　　调查组又深入圣心儿童院。经过向看护人员和勤杂人员调查得知，圣心儿童院根本没把孩子们的生死当回事，这里的修女对生命的漠视令人发指。她们经常说，孩子死了，是“上帝召唤去了”。每有孩子死去，修女便把孩子身上的衣服脱光，用报纸裹上，草绳扎好，凑到三两个，就用一只装罐头的纸箱盛着，放在一间小屋子里。院里每天都有小孩死掉，夏天隔一两天埋上三两个，冬天常常是五六个死婴一块埋，最多一次埋了7个死婴。有时孩子还剩点气，修女竟然也一包了事。解放前，死孩子扔到青岛路的乱坟岗上，是圣心儿童院杂役张王氏负责掩埋。解放后，怕解放军岗哨看见，改埋在院里了。勤杂人员受调查组指派在圣心儿童院的蚕豆地里，一连挖出尸骨120多具，有些小尸体和裹着的报纸尚未腐烂。婴儿的手和脚原来是被草绳捆住的，而现在却很松，说明捆绑时孩子还能挣扎！

　　在大量证据面前，兰义德无可奈何，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可让你们揪住了尾巴。”

　　不久，调查组向南京市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在法庭上，调查组成员和圣心儿童院的代表当面对质，在有关婴幼儿人数问题上，双方产生分歧，法庭要求双方提供证据，圣心儿童院不得不把法文本《领洗人名册》交出来(这本《领洗人名册》现藏南京市档案馆)。这本名册记录着圣心儿童院婴幼儿童的接收死亡人数。这些数字都是由院长兰义德亲手填写的。

　　兰义德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罪行一一记录在案呢？原来她有自己的盘算。她收容一个婴儿记一个婴儿，可以多多换取社会上的施舍，以满足她们不断膨胀的享受欲。她以麻木不仁的心态填写死亡名册，也是死一个填一个，她要用死亡数字打动社会上的怜悯和恻隐之心，于是又一批救济唾手可得。失算的是，这一死亡名册竟成了证据！

　　南京市法院根据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于1951年1月25日判处不负责任，并擅自用药，过失致人死亡的华安德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永远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院长兰义德疏忽领导及监督责任，疏忽儿童生命，致发生多起儿童疾病死亡，且擅自广散传单，歪曲事实，掩饰罪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永远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圣心儿童院赔偿柳嘉禾损失人民币200万元，并在报纸上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

　　编后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今日重温此案，令人再次感受证据的力量。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百般抵赖的事情并不罕见，但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这种抵赖多少让人嗅到了一些蔑视和仇视的味道。但办案人员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收集了大量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令这蔑视荡然无存。

　　抵赖行为不会因为时空的变化而消失，或许抵赖还会生出许多变种，这需要办案人员比五十多年前更会利用科学，更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更富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