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交给我们一项特殊任务 周总理在“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感人事迹，早已在社会上传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并记入史册。当我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心里一直沉甸甸的。四十年过去了，周总理和保护在北京二七厂的8位老干部，都已先后离开了我们。
但是，多年来我时常被一种历史责任感鞭策着，不把它写出来，心里就永久不得安宁。
1968年9月，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第二年初，上级指示我们，要往工厂安排几位“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的老干部。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后这样安排的。自从上海“造反派”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开始，夺权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各省、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不仅日夜遭受批斗，人身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中央曾以开会名义，把这些老同志召到北京，分散安排在几个地方。可是，不知怎么被“造反派”知道了，一夜之间，住在南长街一处小院的几位省的领导，被劫持一空。住在中直招待所、中组部招待所的领导们，也相继遭到冲击和劫持。周总理焦急万分，一面责令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傅崇碧立即设法找到下落，把人全部要回来，一面立即向毛主席报告，研究如何采取更加周密的保护措施。经毛主席同意决定，以下放劳动名义，把这些同志安置在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车辆厂和新华印刷厂保护起来。因为这几个厂是中央警卫部队军管的单位，是毛主席抓的“点”。那时，总理办公室有3位秘书在军宣队工作。总理通过他的秘书、二七厂军宣队领导成员周家鼎(为了保密和方便工作，进厂前，总理建议改名贾汀)指示工厂和军宣队，要做好几项工作。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得有一个人被劫走或去工厂找他们的麻烦；第二，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包括食宿、看病、用车等；第三，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适当安排点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便于接近职工群众，从事一些社会调研工作；第四，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以及给中央的信件，要及时送交。
周总理的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他保护干部的一贯思想，他曾在许多场合说:“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功过分明，该保的一定要保。”他还说:“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干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革命传统。”
从1969年开始，以中央名义，先后安排到二七厂的老同志有8位，他们是:
徐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宗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上将军衔。
王恩茂，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将军衔。
江华，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五政委。
江渭清，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
张平化，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黄欧东，辽宁省省长，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朱德海，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长，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州政协主席，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
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无论是军宣队或工厂职工，对老同志来工厂的事情，确实做到了守口如瓶，始终没被泄露出去。那时候厂里最好的住房，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为苏联专家修建的招待所。这些老干部就安排在这里住宿。这是座两层小楼，除徐帅住二楼的一个套间外，其他都在一层，每人一个单间，面积十多平方米，距生产车间有段距离，环境比较安静。距职工食堂较近，吃饭还算方便。招待所门口有传达室，由几位老职工负责昼夜值班，有事及时与军宣队和工厂保卫科联系。刚进工厂时，担心安全出问题，军代表同他们一起上下班。夜间，军代表还时常在他们的住地周围巡逻。需要看病的，小病可以在工厂医院看，工厂医院看不了的，由军宣队派车到301总医院高干病区诊疗。为落实照顾老干部工作，军宣队领导指定我为联系人。
水乳交融，老干部同工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八位老干部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56岁，平均61岁。这些党的宝贵财富，党和军队的栋梁、功臣，虽然遭到“文革”冲击，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但是，他们在群众面前，心态平和，平易近人，表现出老领导的宽宏气量。
不论是先来的，或是后到的，一到工厂，就主动要求下车间，到群众中去。徐帅因年纪大，身体不好，活动由他自行安排。其他同志都下了车间。一开始到建筑车间。车间负责人为他们找来一箱从废木料上起下来的旧钉子，给每人发了一个马扎、一把小榔头，坐下来砸钉子，就是把这些不能用的弯钉子砸直再利用。干了几天，他们要求能不能找些有点技术性的活儿。经商量，又给老同志们换到了加工车间。这个车间噪音较小，环境也比较干净，劳动强度也不大。车间给他们选了一个工种——研阀门。那时二七厂制造的是蒸汽机车。阀门就是蒸汽机车风泵上用的放水阀。有现成的坯子，经过手工研磨，才成为合格成品。这种活看似简单，如果不经实践，力量用得不当，磨出一件合格产品也并不容易。即使熟练工人，也常出废品。老同志们有个特点，心细，好学。经过短时间的练习，有的已经能够做出合乎要求的产品，其中江渭清尤为突出。他磨出的阀门，数量与质量，都和熟练工人不相上下。工人和老战友问他窍门何在，他说他年轻时曾当过工人，稍懂一点技术。如果说干这种活儿有什么窍门，那就是要细心和耐心，要轻轻地研，慢慢地磨，不要急于求成。还有一位比江渭清同志更了得的是王恩茂同志。他说他是老兵，略晓军工生产，请允许他去生产军工部件的“三七”车间开机器。军宣队同意他去试一试。这个车间的设备比较先进，有些是进口的。他被分到一台西德进口的半自动化铣床学习。他的师傅是全国劳模杨永功的徒弟小左。通过他的勤学苦练，不久，便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动机器铣活儿了。经过质量检查员检查合格，再后就单独上岗，同正式工人一样，每天坚持八小时，从不迟到早退。他有睡午觉的习惯，每天中午吃饭后，即到宿舍睡15分钟，从来没睡过头。他是躺下即能入睡，睡着就鼾声如雷，满走廊都可听到。老战友同他开玩笑，说他的呼噜是“高水平”的。有时他也惟恐睡过，交代看门的李师傅:“如果15分钟到了还听到呼噜声，就赶快催我起床啊。”李师傅说:“老王生活太有规律了，用不着别人叫。”我们多次劝他不要太紧张了。每天干半天就行了，他的回答是不感到累。一个56岁的老将军和党的高层领导人，如此严于律己，和工人同劳动，伙食同工人一样，吃大食堂，赢得了工人的尊敬和爱戴。王恩茂性格特别随和，见人必先“老张”、“老李”地打招呼，虽然也有喊错的，但是绝大多数他都认得准，叫得对。工人见他也是无拘无束，称他“老王”，他非常喜欢大家这样称呼他。他同工人一起做工间操，一起徒步到近20里路的门头沟戒台寺拉练。在年轻人面前，他毫不示弱，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边走边向大家高喊“加油”，像当年带兵打仗那样，做宣传鼓动工作。
在工人们的要求下，王恩茂还给大家讲万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教育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拿出战争年代的精神，建设我们祖国的现代化。
没过多久，他们便同车间干部和职工无话不谈，有了意见或建议，都能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江华见到车间地上，到处散落着加工紫铜部件剪下的下脚料，磨研阀门落在地下的铜、铁屑末，他就对负责人魏天书说，我国紫铜开发量很少，价格很贵，扔了太可惜。应该分类收集起来，积少成多，冶炼后还能再利用。从此，车间立下规矩，每天下班前要清扫收存。几十年过去了，魏天书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那时，他们自己的处境那么困难，心中还关心着国家的建设，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深深地教育了我。”
此外，他们身处逆境，仍不忘联系群众，关心职工群众疾苦。常通过聊天、拉家常和休息日到工人家里访问等方式，了解群众生活状况。王恩茂、江华都曾到过工人家里串门。看职工居住和生活条件，问家中人口和收入，问除去生活、教育等开支后，还有无结余等等。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反映，这些老干部，能到一个普通工人家问寒问暖，真是人民的贴心人，党的好干部。
张宗逊，身为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样与工人打成一片，不嫌脏，不怕累，没有官架子。一次，总参军训部的同志到工厂看望他。他就在车间同大家一起坐在小凳子上交谈起来，谈得口渴了，随手端起一旁工人师傅茶锈积得厚厚的水杯喝起来，他的这一举止，使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肃然起敬。他们也很重视自身的学习，除了读书、看报，还自行组成学习小组，推举张平化为召集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时事和国家大事，交流下放工厂的心得体会。有时还建议召集人将其整理出来，作为书面汇报，托我们送给周总理审阅。
一个通知，让他们按月拿到了工资 老干部们刚到大食堂吃饭时，有些不习惯。我们曾想给他们指定窗口买饭，免去排队之累。他们没有接受，愿意同工人一起排队。我们也跟食堂交代，他们中间谁病了，给做病号饭。谁愿意吃什么菜，来个小炒也可以。那时候就餐要带许多票证，买主食分粗细粮，买菜有菜票、油票，用起来比较复杂。他们担心付票动作慢影响后面的职工，就干脆把放票证的纸夹子一下交给卖饭卖菜的炊事员自取。为此经常引得人们一边发笑，一边安慰他们说，不急不急。工人们不理解的是，那么高的领导干部，为什么都不舍得买贵一点的菜吃。他们哪里知道，这些老同志有的被“造反派”夺权，工资停发，每月只发给十几元的生活费，吃得起好菜吗？有的把烟都戒掉了，戒不掉的买不起香烟，就在街上买烟叶卷着抽(当时称“吹喇叭”)。即便这样也不敢放开抽。把烟叶撒成小片，实行自我限量，每日六小片，不够就忍着。朱德海同志便是这样做的。他手中拮据得很。一次，我去他的房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给我看。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呢，他一层一层地解开，原来是几张有整有零的人民币。他对我说:“这是我攒下来的16元钱，够我女儿来北京看我的单程火车票钱了。再攒16元，就可以让她来了。”
当时这些老同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苦中寻乐的“晚宴”。记得那是一个周六晚上，我到招待所去，一进楼门，便听到阵阵的欢笑声。走近发觉笑声是从江渭清的房间传出的。我敲门进去，只见桌子上放着两个白色饭碗，一个碗内盛着半碗白酒，一个碗里是猪头肉，在盛肉的碗上搭着一双筷子，五个人坐在桌子周围，高兴地推让着从谁那里开始喝。见我进来，忘了是谁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叫我坐下一起喝。我说我酒精过敏，有福享不了。但是我愿意同老同志们共享这种快乐和气氛。我说，我到食堂再取几双筷子吧？他们说不必，共用一双筷子显得更亲切，更随意。他们还讲述了这次“晚宴”的发起过程，推举哪两个人去买的半斤酒和一斤猪头肉。张平化说，多少年了，这种“打牙祭”的形式，还是唯一的一次。他们边聊边喝。我注意到了，轮到谁喝，也只是端起碗来轻轻地抿一下，夹一小块肉。不知转了多少圈，那点酒、那点肉，才被喝干吃尽。
相比之下，这些老干部的生活条件，落差实在太大了。在正常的情况下，组织上为他们配有炊事员、警卫员、专车司机、秘书等工作人员，衣食住行都用不着自己操心。而如今，单独一个人出来，生活靠个人照顾，的确存在许多困难。既然遇到了这样的处境，老战友们就互相帮助。例如，黄欧东省长有心脏病，怕在夜间发作，他就同他的两边邻居张平化、朱德海商量，以拍墙为号，听到拍墙声，就赶快到他房间帮忙。说着，他们进行了演习，张、朱回各自的房间，这边一拍墙，二人闻声一齐跑了过来。黄满意地说:“挺及时，没问题。”
我把上述情况向家鼎同志汇报后，他说，这些老同志的生活过得太艰苦了。还说，要尽快回去向总理报告。几天后，他满带喜悦地向我传达了总理听他汇报时的情况和圆满的结果。家鼎同志说，他是在一天夜里在总理办公室里向总理汇报的。当听到几位老同志共用一双筷子小酌的场面时，总理哈哈大笑。他说，这些同志生活已经大众化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了。跟过去大不相同了。比如江华同志，很讲究的，客厅、卫生间、卧室里，甚至门把手上都放着湿毛巾，以备随时擦手。现在能同多人用一双筷子吃东西，真不简单，还是多接近群众好。往下听，总理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也很少再问话了。然后要家鼎陪他到外面走走。他看到总理在院子里慢慢地踱着，时而停下仰望夜空，时而又慢慢踱步。许久，总理指示他马上请值班的同志，电话通知遭受扣留工资同志的所在省委，要求从下个月起，将他们的工资，按月全额寄至中直招待所转交本人手中。下个月，几位被扣工资的真的收到了自己的工资，个个高兴不已。张平化说:“以前我还从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原来每月三百多元啊！”朱德海也说:“过去都是秘书和管理员代办的，自己从不过问。”
他们感激周总理，同时又心疼周总理。他们说，总理无微不至地保护我们，可是，他的处境也十分困难，林彪、“四人帮”视他为他们抢班夺权的最大障碍，对总理实施栽赃、诬陷、刁难、围攻、精神折磨等卑劣手段，妄图扳倒总理。然而，总理为了党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地斗争着、工作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通知”。徐向前、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接到这个通知后不久，仓促离开了工厂。他们听说是往外地疏散，疏散到哪里，谁也不知道。记得，徐向前元帅走时，他的车路过军宣队门口，自己来不及下车，让秘书进去代他打了个招呼，即疾驶而去。离开最晚的是张宗逊、王恩茂，在1972年离厂。
数年以后，也就是在江华、江渭清、王恩茂等同志复出工作后，我们又见面时，他们曾一再感慨地说，当年，周总理担心我们被揪斗、遭迫害，报请毛主席同意，把我们从地方召到北京，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择地转移，目的就是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期间虽然生活条件苦一些，但最终我们还是被保住了，成为幸存者。这样才使我们获得机会，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些事情。1975年1月，江华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80年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审判工作。王恩茂、江渭清、张平化、张宗逊等，都先后又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
除上述8位老干部外，由中组部、国家有关部委等单位安置在二七厂的十多位干部、学者和其他权威人士，也同样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陈守信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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