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差异:何时会晤周恩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各界民众游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日的爱国行动

　　一般来说，亲笔日记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的事实的。但是，比对蒋介石、宋子文所记西安事变日记(见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宋子文档案和蒋介石日记内，宋这部分日记自1936年12月20日他抵达西安记起，至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至，原件系英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翻译成中文，载《百年潮》2004年第7期；蒋西安事变日记见《百年潮》2007年第10期)，我们发现事变的这两个重要的当事人，对事实的记载，却差异很大。如：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关键之一，蒋介石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时度势，同意宋庆龄、宋子文兄妹全权代表他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交涉、谈判，最终所达成的释放蒋、解决事变的条款等内容，在蒋介石的日记内或矢口不提，或简而略之；而在宋子文的日记中则有较详细的记录。再如：两人的日记都记述了蒋介石和周恩来有过两次会晤，为我们解开了长期以来西安事变中周、蒋到底会谈了几次之谜，但二人所记会面时间却有出入。类此不同之处，还有很多。那么，既然二人都是亲历者，何以会出现如此差异？以下根据两人的日记作一对比和考订。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冲破南京“讨伐派”的阻拦，以私人身份飞抵西安，陪同他的有曾在杨虎城幕下做事的郭增恺以及随从秘书陈凤扆、陈康齐等人。宋是日日记载，他首先见了张学良，张告诉他，蒋介石已于17日接受了四项条件，即一、改组政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人。还告诉他，蒋在今晨又反悔了，“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接着，宋子文又见了英籍澳大利亚人、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他在事变发生后奉宋美龄令于14日飞西安，了解真相。随后宋子文才拜见蒋介石。蒋对宋的到来，“甚为感动，失声大泣”，同时表示拒绝接受上述四条，主张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针对蒋介石态度出现反复，宋向蒋分析局势，认为：军事上的成功，并不能确保他性命之保全，而且将使国家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的性命悠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只有张、杨被迫作出退让，才可保全其性命。宋请求蒋同意，由他谋划一和平解决之道。

　　当日傍晚，宋子文再次见蒋介石。由于上午宋为蒋分析了形势的危险性，蒋的头脑开始冷静，因此下午在张学良和他见面时，他已答应：一、允其军队开往绥远；二、召开中央执监大会讨论四项条件(即上述改组国民政府等条件)；三、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蒋要宋和张、杨接洽讨论。宋随与张、杨商谈，张、杨认为四项条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蒋说经中央执监大会讨论通过，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只要他个人同意，南京方面定能执行。张、杨对蒋的表态不满意。

　　总之，宋子文到西安一天来经和张学良、杨虎城、端纳、蒋介石等的接触与观察，得出的印象是：虽然蒋介石的生命暂时安全，但他的“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指张、杨)已走向极端，如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蒋介石这天日记记录简单。他和宋子文的两次单独会见，第一次因怕谈话时间长引起张学良怀疑，只谈了约半小时，便催宋速出。谈话内容仅有“余将余之日记为张所得及其阅余日记后之言行告之”，以及要宋转达中央迅速进兵西安，“并示以进兵之方略”。第二次也大约谈了半小时，记录仅有“余告以此时之处置与营救，应为公，而不可为私”。此外，还记录有张学良来见，希望趁宋子文在，“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使事得早日结束”，蒋以释放他回南京相要挟。

　　比照蒋介石、宋子文这天的日记，其不同之处有如下几点：

　　第一，蒋介石是日日记根本不提宋子文向他分析形势后，他态度变缓，答应张学良同意其部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等，却记载了他要求宋转达中央，迅速向西安进兵。与此相反，蒋省略的正是宋较详细记载的。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方式扣押了蒋，已使他羞辱甚极，如果他再于日记内记录其在武力方式下做出让步，将严重损伤其政治威望，日后何以服人？多半是出于此种顾虑，下笔有所忌讳。宋子文则不同，他是以蒋姻亲的身份来进行和平劝说，营救蒋，因而能够真实地记录事实。这一方面的差异，贯穿与蒋、宋全篇日记内。

　　第二，宋第一次拜见蒋介石时，蒋日记为宋和端纳、张学良一同来见，其已泪流满面，看了宋美龄给他的亲笔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更加情绪失控，呜咽说不出话来，于是宋乃命张和端纳出外，由他和蒋单独谈话。宋的日记则是由他一人“单独拜见”蒋，蒋对他的到来深为感动，失声大泣。众所周知，自“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宋主张对日采取强硬立场，并反对蒋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和蒋发生意见分歧，被摒弃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决策圈之外，在他身系囹圄的状态下，宋不计恩怨冒险前来，其感动哭泣是人之常情，此记载当是事实。

　　第三，蒋日记说，在张学良和端纳出去后，他即将写给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及全国国民三份遗嘱给宋子文转交宋美龄，即宋第一次见蒋时交给他。宋子文是日未有记录遗嘱事，但写在了次日(21日)，而且说蒋要他把这几份遗嘱给张学良看，结果被张扣下，张说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不允许发送。无论蒋当日日记还是宋次日日记，均无记录遗嘱内容。在西安事变两周年之际，蒋找出了这三份遗嘱，并把前两份抄入1938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把给全国国民的抄在20日的日记内。从三份遗嘱落款时间来说，均系20日完成。此外，蒋在这之前于15日写有和遗嘱内容相差无几的给宋美龄及两儿的信，交奉宋美龄命随同端纳一起来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和蒋信任的黄仁霖转交，但被张学良扣留；18日，张学良已告知蒋宋子文将来西安，因此，蒋的记述应是准确的。

　　第四，宋子文日记说，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已于17日同意“释放被捕七人”等四项条件；蒋日记记载，当晚张学良来言：“趁子文在此之机，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俾事得早日结束。”七人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沙千里，因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23日在上海被捕，后移送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其中史良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二次发出拘票逮捕时，躲避在外，于12月30日才去苏州投案。所以蒋记录张学良要求先释放六人而不是七人，不包括史良在内。由此可以证明宋的日记系事后追记整理而成。

　　21日，宋子文日记记载，他分析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方面的局势，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他认为“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由戴笠代表黄埔系来西安，亲身观察当地局势；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发生的军事问题。他的想法获得张、杨同意。于是他向蒋介石辞行回南京。蒋嘱咐他不要让宋美龄来西安，也让宋子文不要再返回。当日下午，宋子文回到南京。他先见了宋美龄、宋霭龄和戴笠，“毫无保留”地报告了他西安一行的所见所闻。并根据戴笠的建议，拜会了政府要员叶楚伧、顾祝同、蒋鼎文、孔祥熙、熊式辉、何应钦等人，告知西安方面所提四项条件。为了说服“讨伐派”以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他说明采取军事解决只能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并模棱两可地说：“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他要求：“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

　　蒋介石是日日记，仅简略记录了宋辞行前两人生死离别的情形，以及他坚持主张南京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对比蒋介石、宋子文21日日记，相同之处，两人都记载了宋回南京前与蒋告别，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宋反复说后天一定返回的凄惨情形。不同之处，蒋记载他授意宋，南京迅速出兵攻打西安，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要挟他们早日释放自己。宋子文记载他经仔细考虑，坚信只有采取政治解决，才能营救蒋介石，因这是他自己的思量，所以在蒋的日记内没有记述。至于宋回到南京进行的和平活动，蒋的日记更不可能涉及了。

　　22日下午，在宋子文的陪同下，宋美龄从南京飞抵西安救蒋介石，同行者有端纳、戴笠、蒋鼎文等人。宋子文是日日记载，他们到达西安后，先让宋美龄去照顾蒋，由他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讨论，戴笠和蒋鼎文也在场。晚间，宋子文见蒋，并探询他对中共代表周恩来要见他的看法(应张学良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7日到达西安，参与和平解决事变的工作)。蒋主张宋氏兄妹先去见周，并提出必须要求周同意以下条件：(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倘若中共接受，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这是蒋对谈判的基本态度。

　　蒋介石这天的日记主要记了下午四时他与宋美龄见面谈话事。在当时的情况下二人相见，悲喜交加，不可名状，当是实情。宋美龄向蒋简要介绍了他被拘后外间各方面情况，并劝他“能先设法出去再说”。蒋说：“妻来此，须知为公而非为私，为国家而非为夫君，决不可允其有签字违法之事，如签一字，则余即违法，更无离此希望，即使离此，则余虽生犹死。”

　　对照宋子文、蒋介石是日的日记，虽然蒋没有记载晚间和宋子文会见的事，也没有记录宋子文所记上述蒋对谈判所持的基本态度，但不能说没有发生。因第二天宋即和西安三方面开始谈判，如果没有蒋的同意，没有蒋提出谈判条件的底线，后来的谈判是不可能开始的。而宋美龄劝蒋先设法离开西安，蒋答说不可有签字违法事，也可佐证。至于宋美龄向蒋建议的什么办法，蒋虽没有只言片语的吐露，但不难判断，应是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对其所提条件做某些让步。

　　23日，宋子文日记记录：上午，张学良、杨虎城交给宋一份拟好的条件：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宋庆龄、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的大会，“落实17日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俟大会作出决议，蒋可离开西安。宋子文担心南京方面不会接受，经与戴笠、蒋鼎文会商，提出如下“反建议”报蒋介石批准：一、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二、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三、释放在上海被捕七人。四、中日战争爆发，将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蒋介石让宋子文和张学良一起去见周恩来，但主要听周谈。周恩来的谈话内容主要为，“若委员长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然红军的人数不应限定在3000至5000人之间；中共欲保留其军事系统；中共同意于国民大会召开时参加大会，以一个民主之中央政府来取代中华苏维埃政府。周并说，“他愿意会见委员长”。另据周当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周在谈判时提出中共及红军的六项主张(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1页)，并说这六项主张宋同意，承诺转达蒋介石。但宋日记没有记录这六条，却记录了周电报中没有的上述谈话内容。

　　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继续谈判，主要讨论未来新内阁人选问题。谈判结束后，宋氏兄妹一起见蒋介石，向他汇报谈判内容，蒋答复：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长，拟令孔祥熙出任；新内阁保证不再有亲日派。二、返南京后，释放“七君子”。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变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4、中日战争爆发，所有军队一视同仁。四、1、派蒋鼎文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2、将与张学良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随后，宋子文将蒋介石的答复交给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

　　当日深夜，周恩来拜会了宋美龄，“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蒋介石是日日记记述简略，说他与宋美龄私下商量，派宋子文和周恩来相见，并要宋子文委婉拒绝周见蒋的要求，约定蒋夫人明日上午代见。

　　蒋介石、宋子文23日的日记，其最大差异，宋详细记载了他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的谈判内容和蒋所同意的条件，蒋却只有一句话“子文对其所谈结果颇觉满意”。由此蛛丝马迹我们断定，蒋自己对谈判也是满意的。其次，蒋与周恩来见面问题，在此日之前，蒋一直拒绝与周见面会谈，是日他主动提出先由宋子文与周谈判，并同意翌日由宋美龄代他与周恩来会谈，而当天深夜，宋美龄和蒋介石均未与周见面。这也可从周恩来23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得到印证。周电报说：“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显而易见，宋子文日记说周恩来23日深夜拜访宋美龄，同时与蒋见面简单寒暄，日期记录错误。再者，宋子文日记提到的附件B和附件C，前者是次日上午周恩来交给宋子文中共方面所提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后者是当天下午宋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因日记内没有附件内容，令史学工作者感到遗憾。笔者以为，附件B的内容不出宋子文记录的23日上午周恩来的大段谈话及23日周发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第一部分(见《周恩来选集》第70——71页)；附件C的内容则是周23日发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第二部分(见《周恩来选集》第71——72页)。

　　24日，宋子文日记记载，上午西安方面召开“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会议，张学良、杨虎城属下的部分将领认为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至少应履行承诺部分条款，因而“引起轩然大波”，“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张学良与宋子文召集态度最激烈者进行说服工作。当晚，杨虎城也因同样的问题与张学良“发生激烈争吵”。宋还和张学良讨论如何使蒋离开西安的办法。

　　蒋介石这天的日记记载说：“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并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此与昨夜子文所谈者完全相反。”蒋乃嘱咐宋子文将条件退还以及中共方面“不再言条件”。接着，蒋记述了周恩来和他会见的简短经过。

　　比照蒋介石、宋子文24日日记，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一，宋的日记看不出是日进行了谈判。蒋日记则有中共忽然提出七项条件等等，似乎谈判在继续；但又说这是张学良“指使共党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红面，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未几，张果出而调解”，“共党并不再言条件”，又似乎是非正式谈判。综合二人记录，24日没有进行正式谈判。第二，蒋日记表明周恩来在张学良、宋美龄的陪同下，在夜间十时许与蒋会谈。这是西安事变期间周、蒋的第一次会面。但会谈时间不长，也没有谈什么实质问题。周、蒋会见的时间及经过，蒋的记述应该是真实的。宋之所以未提，如前所述，他把日期记错了。第三，两人的日记虽都证实了张学良、杨虎城因放蒋问题发生激烈争吵，但宋记载详细，而且说明他和张学良商定，25日秘密单独释放蒋及办法，即“我们讨论了将委员长带至机场骤然离开之可能性，但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学良)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虎城)的监视之中。后决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不过，这一计划最终未实行。

　　25日，宋子文日记记载：宋氏兄妹见了周恩来，周再次要求见蒋介石。周见蒋时，要求他作出停止剿共、容共抗日和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解释其主张三项保证。蒋答复说，若红军“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并同意周本人亲赴南京，继续讨论。周与蒋会谈结束告辞后，又和宋子文落实了以下几件事情：1、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2、蒋返回南京后应发表通电，3、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利，4、中共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5、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督促周必须让蒋迅速离开西安，周“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当日下午4点30分，蒋介石等人抵达洛阳。

　　蒋介石这天日记记述内容较多，主要为晨刻宋子文告知张学良决心送他回南京。上午十时许，周恩来第二次与蒋面晤，希望蒋对他当面承诺“以后不剿共”，同时答应蒋提出的以后中共拥护其领导，红军接受其指挥。蒋虽然拒绝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以后不剿共”一语，但明确同意对红军“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蒋离开西安登机时，曾阻止张学良护送其回京。下午五时廿分，蒋介石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抵洛阳。

　　对比蒋介石、宋子文25日日记，其共同之点：第一，是日上午，周恩来与蒋面对面正式敲定，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进行合作抗日。由此结论，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共进行了两次会谈，一次在24日夜间，一次于25日上午；至是日上午，和平谈判顺利结束。第二，周恩来答应宋子文劝说杨虎城，帮助蒋介石当日离开西安，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表明周恩来是同意蒋当天离陕回南京，但并不知道张学良要亲自送蒋返京。第三，蒋离开西安前，曾召张学良、杨虎城训话。不同之处：(1)关于蒋对张、杨的训话内容，宋日记系蒋原谅了二人的做法，蒋日记仅说训话半小时。另据杨虎城事后说，蒋对他们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2)张学良决心亲自送蒋回南京，因杨虎城反对，乃决定让宋美龄和蒋介石分头离开西安，遭到宋美龄的反对后，张答应想办法一起走。宋的日记没有这些记载，类似的内容记在了前一天。(3)蒋一行抵达洛阳的时间，宋记载为4时30分，蒋系5时20分，离开西安到达洛阳的时间，对蒋来说，应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他的记录应是正确的。

　　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通过蒋介石、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的对比，显然，由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蒋介石在涉及到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谈判以及做出的让步妥协并最终接受停止内战、容共抗日主张这方面的记录，有所顾忌，故意隐晦或轻描淡写，而对宋美龄到西安劝说他作出适当让步，满足西安方面开出的条件，以及对宋氏兄妹冒险营救他情感的流露等，着墨较多；宋子文则在蒋不愿记述的方面记录比较客观、详细，但在一些时间、日期上记述有误。尽管如此，这两份日记补充和纠正了已知史料之不足或错误，并解开一些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历史谜团，对于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以及事变的重要当事人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周恩来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因此，这两份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文／ 孙彩霞(来源：海内与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