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层领导人的集体概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我认为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才干、智慧和教育背景，在世界范围里都是最优秀的。
对于其他领域的领导人，我也一直致力于介绍他们的真实个性。比如在农村改革，我跟中国社科院张晓山和陆学艺两位农业问题顶尖专家有过深谈，他们经历了文革和改革时期，对中国农村改革有深刻了解。在卫生领域，比如黄洁夫副部长，我本身学生物科技，所以我很能理解他在卫生医疗领域的成就，他很有才干，一直致力于医疗改革。
再就是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先生，他曾是一个出色的记者，在跟他的交往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还有一个例子，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冷溶主任，我之前对中国的政治理论没有什么了解，可以说他是我在这方面的老师。我跟很多领域的领导人有很深厚的友谊，我很荣幸能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也是我人生经历中的宝贵财富。
谈采访：我拿到了第一手资料
“我得到了一手的材料，所有这些一手的材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国际先驱导报》：除了采访外，您写作《中国30年》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哪些？
库恩：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不太愿意把所有这些称为“采访”，我更愿意称为“讨论”。我是一位严谨的作者，在中国不同领域的领导人、普通人如士兵、工人，我都有过接触。这为我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深厚的背景。我在思考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想的时候，是基于我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的理解。
除了跟领导人一起讨论外，我还在中央文献资料室获得了很多新解密的党内文献，这给我提供了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有些领导人已经去世了，我可以利用获得的第一手的回忆录和谈话录。这也是我另外一个资料的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库恩：比如邓小平在1978年底的讲话稿，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讲话之一。我得到了当时讲话稿的起草者之一于光远提供的一些资料，他们是如何起草讲话稿，当时有哪些会议、进行了哪些讨论。在我看来，这份材料十分重要。
还有邓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及1992年的两次广东之旅。当时有位官员一直陪伴邓在广东的行程。他最后写了一个很详细的回忆录，几乎是详细到了每分钟。这个材料非常丰富，由于篇幅有限，最后我只使用了一部分的材料。我得到了一手的材料，所有这些一手的材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谈内容：中英文版都各删去50%原稿
“在政治上一些敏感的内容，由于在中国还存在着这方面的限制，还是有很少一部分被拿下了。”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30年》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是否有区别。这本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还是给西方人看的？
库恩：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我主要是想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们对中国现在的发展感兴趣，对中国的未来走势更感兴趣。我要做的是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示给他们看。
西方媒体对中国有怀疑，也存在很深的偏见，他们更关注中国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成就。中国有问题，但我想把中国的全面性呈现给西方读者。
对中国读者，主要的兴趣点，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是如何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有一定的了解。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外国人的观点。所以对中国读者来说，正是由于这本书不是写给他们看的，他们才会觉得更加感兴趣。
《国际先驱导报》：中文版最终在成书的时候有删节吗？具体删除了哪些内容？
库恩：这一次，因为我们要赶上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时间，所以我只好写完第二稿后，就把很长的稿子交给了中文和英文出版商。对于中文出版商来说，他们有所谓的中国速度，出版的速度很快。相比较，外国出版的速度会比较慢。到最后成书时，两个版本差不多都删除了50%原稿的长度。
对中文本来说，这本书的中文出版社，他们有不同的编审程序。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一些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这些章节都被删去了，因为中文读者已经了解了这些情况，而这些内容主要是给西方读者看的。同时，在政治上一些敏感的内容，由于在中国还存在着这方面的限制，还是有很少一部分被拿下了。
但是我可以说，我写的绝大部分内容，我的书本质没有什么改变。
谈读者反馈：欢迎外界的各种批评
“我很期待西方对我的批评，因为这给我一个新的机会，来继续介绍我对中国的感情和对中国的理解、以及真实的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从您的书中，我可以感受到您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这种态度引起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批评。但是很奇怪的是，包括在中国对您也有一些批评之声——认为您有美化中国的情况。那么，我想请问您的是：第一，您是如何面对这些批评的？第二，您如何保持写作中的客观性？
库恩：我十分欢迎批评，批评是思想的碰撞。当你听到批评时，你可能会不高兴，但你可以回击对你的那些批评。所以我很欢迎批评，我们可以讲不同的思考和观点。
对于我来说，我的目的并不是写一本平衡的书，而是一本真实的书。我并不是想写一本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因为这是写不完的。我这本书的独特性在于，我使得西方读者能直观了解到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想法。
对于中国的所有问题我都有关注，包括腐败问题、环境污染等，但是我跟西方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不同在于：我不会只关注“问题”，我会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全景式的考察。我在介绍领导人思想时，我是以一种真实的方式来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
这本书读起来，积极面多于消极面，这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是积极面大于消极面。
外界的批评声肯定会有，我也很期待西方对我的批评，因为这给我一个新的机会，来继续介绍我对中国的感情和对中国的理解、以及真实的中国。我身材不高，但意志坚强，所以我敢于面对所有的批评。（笑）（感谢库恩博士助理曹磊先生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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