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折射中国中东外交转型
中国在中东处理外交关系时,已经更加“统筹兼顾”,立场也已非常鲜明:以人为本和反战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邱丹报道
2008年底,在世界各地用焰火迎接新年的时候,相对平静了一年的中东却是在战火中度过。
更令中国人关注的是,冲突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和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表示了对局势的关切,在谴责以色列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伤亡的同时,也不支持哈马斯坚持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对本刊记者指出,中国在中东处理外交关系时,已经更加“统筹兼顾”,立场也已非常鲜明:以人为本和反战。
一场难以对错论的冲突
12月19日,哈马斯和以色列为期6个月的停火协议到期。哈马斯宣布结束停火,并在此后数天内对以色列南部发射了200多枚火箭炮和迫击炮弹。
12月26日,以色列发动了代号为“铸铅”的军事行动,先是闪电式的空中袭击,对加沙地带进行密集轰炸;一周后,以色列派出坦克,开始地面进攻。
据法新社报道,加沙医疗人员1月6日称,这次的“铸铅”行动已经造成670人死亡(巴勒斯坦死亡660人,其中包括215名儿童和98名妇女,另有至少10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丧生),2950人受伤。
在这次冲突发生之初,舆论多指责哈马斯在停火协议到期后发射火箭炮,成为这场武装冲突的导火索。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变本加厉,殃及越来越多的平民,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声也日渐强烈。新华社评论说:“如果说哈马斯动手在先,那么,它仅有象征意义,不具备军事意义。如果说以方还击在后,那么,它致死巴方285人、伤及至少900人(12月28日文---编者注),弥散血腥气息,绝非适度回应。”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李国富研究员告诉《望东方周刊》,以色列发动这次袭击应是“蓄谋已久”的,那些只看到哈马斯发射火箭炮引发这次冲突的言论,是对中东具体情况不甚清楚的结果。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潘光说,巴以双方处于“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逻辑中,谁对谁错已经很难讲得清楚了。
从哈马斯不断发射火箭弹来说,哈马斯对这次的冲突负有责任,因为它给了以色列发动袭击一个现成的理由。朱威烈教授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从2005年前以色列总理沙龙宣布从加沙撤军以后,加沙地带一直处于以军封锁围困和不时袭击的境况之下,应该说,这次冲突的发生双方都负有责任,停火也需要双方的努力。
1月6日,以色列提出停火的关键条件:要求削弱哈马斯的武装力量,使之不再具备袭击以色列本土的军事实力。而哈马斯开出的停火条件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侵略、撤军、开放加沙周边所有口岸,特别是拉法口岸,全面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目前法国、埃及、美国已经积极开展协调,埃及总统在1月7日还提出了三步走的停火方案。能否真正实现停火乃至中东和平,不仅要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抓住协调机遇,还需要阿巴斯、美国等利益攸关方的努力。
“力所能及”的反应方式
此次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中国网友中间出现了一些希望中国在中东局势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认为中国应该在这次危机中把握调停的切入点,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负责任的参与者”。
对此,专家们大多持谨慎态度。李国富指出,巴以问题是真正检验一国外交实力的试金石,但是中国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去试金。中国还未参与到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协调平台---中东问题有关四方(美国、欧盟、俄罗斯、联合国),因此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目前巴以局势由美国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如何介入、介入的深浅都需要探讨。
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中将不断提高自身的参与度。朱威烈告诉《望东方周刊》,中国对于自己徘徊在四方委员会之外也并不乐见,事实上,中国也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表明了自己参与的态度。
中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表明立场,呼吁停止军事行动,采取人道主义援助;12月30日,中国政府决定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10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巴采购急需物资。“中国的反应速度甚至比阿拉伯联盟还要快。”
1月4日,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时,表明了对中东局势的关切和担忧,“这实际上也是在通过美国向以色列表明一种立场。”1月6日,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孙必干分别会见了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以色列驻华大使和其他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就当前加沙紧张局势做有关各方工作。这些都是中国在目前情况下做出的“力所能及”的反应方式,而是否采取进一步的介入,还需要对形势进一步地评估和反馈。
是否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关,是否力所能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金良祥认为,巴以局势的紧张,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方面,中国国力和参与协调的诉求不断提高,这与中国在中东真正的影响力之间存在差距;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期望较高,这与中国实际能发挥的作用之间又有距离。如何处理好,是个考验。
潘光则认为,中国是否参与的关键观察点有二:即是否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关,是否力所能及。比起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巴以冲突离中国还比较遥远,甚至是前一阵的印巴冲突,中国由于地缘政治和传统外交上的原因,介入的积极性和实际影响力都要高于中东。另外,中国目前参与国际协调的主动性也是与中国的外交能力相匹配的,比如朝核问题上中国有能力,可以牵头组织六方会谈;中亚安全问题上中国主导发起了上合组织;伊朗核问题中国也作为六方之一参与协调。
潘光进一步指出,在中东大外交中,中国目前只能起到有限的、建设性的作用,但可以采取多样性的手段。首先是派中东特使定期辗转于中东各国之间听取意见,“劝和促谈,这也是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参与手段”。其次,中国可在经济上与中东国家发展经贸往来和能源合作,建桥修路,促进中东国家发展经济。再次,与中东在军事上合作,如在联合国框架下向黎巴嫩派出1000名维和部队,以及刚刚派往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军舰。最后,文化上中国应当主张文明对话,继续在中东开设孔子学院,促进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相互交流。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一个独特的优势:“中国与22个中东国家都保持了较好的外交关系。这有利于中国在中东地区协调各方立场,促进和谈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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