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山寨春晚:
穷人有穷人的乐子
无数如马长江的故事令老孟意识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念头已成为无数底层人物寄托梦想的舞台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虽然叫我搞基建,其实只是搬红砖……”在北京北五环外一幢大厦里,农民工马长江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同样是一年》。
近些天来,老孟常常接待这样的陌生人,他们或者表演节目,或者千里迢迢送来一个小品剧本。一切都因为老孟正在搞的一个活动:“山寨春晚”。
自从“山寨春晚”以“叫板央视春晚”的名义被多家媒体报道后,这个原本只想做成百人聚会的活动瞬间闻名全国。只能容纳约30个节目的晚会,如今已收到700多件全国各地的送选作品,还有的来自海外华人。
“说‘叫板’,不过是想对央视春晚节目作一个补充。”“山寨春晚”组织者施孟奇,34岁,大家都喊他“老孟”。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这个四川人用爽朗的声调说:“央视是阳春白雪,我们就做点下里巴人的东西。”
草根寄托梦想的舞台
“我在报纸上看到‘山寨春晚’的报道,觉得它好像是在等我。”
马长江有一个亲友难以理解的梦想:上春晚。2008年他曾托朋友帮他给央视春晚报名,“花了五块钱”,没有任何回音。
2004年,他曾在北京西站打工。恰逢冯小刚在西站开《天下无贼》的新闻发布会,马长江想凑上去说话,无奈被保安拦住。此后他常对朋友亦真亦假地说:“我见过冯小刚,本来王宝强的角色应该是我。”
他是河北清河县人,今年32岁,现在北京某建材市场做保安。每月900块钱工资,他给家里寄回690块,平生最大的理想是“带着妻子去饭馆吃一次饭”。
为了来老孟的“山寨春晚”报节目,马长江特意买了一双新皮鞋。前一天,他还去了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节现场。两天的路费,让他把准备还外债的75块钱都花光了。
“我在报纸上看到‘山寨春晚’的报道,觉得它好像是在等我。”马长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称自己平日是自卑到不敢多讲话的人,但面对“山寨春晚”的摄像机,他在唱歌之前还讲了几分钟的“脱口秀”。
“我唱的歌整个都可以不要,但脱口秀是有价值的。”
在那几分钟的“脱口秀”里,他说:“央视春晚一是门槛太高,二是都是艺术。春晚不应该全是艺术,也应该有点让老百姓提神的兴奋剂……不要像央视那样定在十二点欢呼,一秒不差,那太精致了。‘山寨春晚’不需要那么精致,要有粗一点、野一点的东西……”
尽管如此,这个每天写日记、写诗、写电影剧本的男人仍在做着美梦,准备让自己正打磨的新歌《三十岁的男农民》成为“明年央视春晚的首选”。
无数如马长江的故事令老孟意识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念头已成为无数底层人物寄托梦想的舞台。自“山寨春晚”向全国发出征集节目的通告后,各类投稿和建议源源不断。
有位不识简谱的民工自己想好了曲调来演唱,还声称为韩红、宋祖英都写了歌。有工作人员笑问:“你不会写简谱怎么让韩红唱呢?”对方很真诚地答道:“我教她唱啊。”
“他们都怀着美好的梦想,以为只要怎样怎样就可以实现。”老孟有些伤感。他盼望着这种给底层人的机会能多一些,有越来越多的类似活动在“山寨春晚”的带动下出现,“全国各地能百花齐放,即便今年不一定能开出花来,起码做一点尝试。”
老孟这个人
最初,他计划“现场观众一百人,视频放在网上再吸引两三千人”,没想到活动一不小心搞大了
曾经,老孟也是大城市里漂泊无助的一个。
2002年,30岁的老孟在北京打工,每月工资600块钱。为了省钱,他决定过年不回四川达州老家,想不到后来全楼只剩他一人,孤独令他感到恐惧。
“我还是决定回家去,至少在火车站排队的时候你前后左右都是人啊。”老孟回忆起那年坐上民工专列,与满车人挤着浩浩荡荡回家过年的情形,笑出声来,“大家在一起挺有意思的。”
那一年,他就产生了组织“北漂们”在北京过除夕的想法。“一个人在屋里只能干啃方便面,人多可以就着俏皮话泡面吃了。”只是那时没钱,每年老孟都是想想而已,然后跟楼下保安一起唠嗑过年。
平日里,老孟是极爱热闹的人。他喜欢上网,热衷加各种群组,没事就组织一帮不认识的朋友一块儿玩。有新朋友加入的话,他会很兴奋,喜欢表现自己,“爱唱爱跳”。搞这种活动又贴钱又贴精力,他却乐此不疲,“有一种满足感”。
一次,他组织了14个人郊游,正巧七男七女,坐满三辆车。朋友们都开玩笑赞他“安排科学”,老孟便得意起来,他说至今还记得那种“成功的滋味”。
这次“山寨春晚”的组织也是出于类似的冲动。2008年,老孟有了自己的小公司,做婚礼摄像生意,有了辆面包车,有了话筒、音响、麦克等设备。多年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他便拉上几个朋友,“搞吧!”
最初,他计划“现场观众一百人,视频放在网上再吸引两三千人”,没想到活动一不小心搞大了。开始有一两家媒体报道,后来媒体采访络绎不绝,《华尔街日报》等外媒都被惊动了。
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孟干脆开通了网站,网站域名为CCSTV(ChinaCountysideTV),同时请专人把关节目、查询相关的法律法规、洽谈转播事宜,近期还组建了法律顾问团。
他本人也因此小有名气,每日手机铃声不断,不是接受各家媒体采访,就是与各环节的合作伙伴洽谈事务。
“我觉得出名有三种,一是英名,一是臭名,还有一种就是像我现在这样,英名臭名都算不上,以后成为什么名声也不好说。”老孟说,“其实我也得不到什么实惠,就是看大家都玩得开心,心里就高兴了。”
他身边的团队也是同样想法。其中有些是他多年闯荡北京认识的朋友,更多的则是闻讯赶来的志愿者。都没有工资,唯一报酬是中午的盒饭。
这些人里,有曾仗一把吉他走过西藏、尼泊尔的音乐爱好者,有打理着小公司的北京白领,有在附近教英文的教师,还有正处于失业状态的“北漂们”。
老孟曾对一个志愿者说:“哥们儿,你也没钱,应该找地方打工去。”对方回答他:“在这儿更有意思。”
“穷人有穷人的乐子”
“除了面向不回家的人,我们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推一些大家不认识的人和作品出来。”
“山寨春晚”的名头令老孟费了不少口舌。最初他几乎不假思索定了这个名字,认为“山寨”一是体现自娱自乐的DIY(Do It Yourself,即自己动手)精神,二则显示他们的草根化、平民化。
在他的面包车上,老孟贴上醒目的红字“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很多人期待节目以精彩的恶搞、嘲讽针砭时弊,或者发挥“山寨”的盗版特色,将模仿进行到底。
“人家以为‘山寨春晚’就得找一个特别像刘德华的人唱《忘情水》,但我们连一个模仿秀节目都没有,充其量有个口技。”老孟说。
在节目选择上他已深思熟虑,并与自己的“节目审核组”达成共识:要避开一切可能出现的侵犯版权等纠纷,以及一切政治风险。曾经有个以“正龙拍虎”为主题的相声段子前来报名,写得还不错,但直接被筛选掉了。
“大过年的不就是要开心嘛,又不是批斗会,又不是忆苦思甜,我们搞那些干吗呢?”老孟说,他反复提及杨白劳过年给喜儿买到一根红头绳时的喜悦,“穷人有穷人的乐子”。
老孟与他的“山寨春晚”团队偏向选择的节目,以表达打工者心声、积极乐观的作品为主。如一首名为《把钱还给我吧》的歌曲讲民工讨薪的辛苦,开头一段独白:“老杨,年根了,欠的钱还点吧,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除了面向不回家的人,我们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推一些大家不认识的人和作品出来。”老孟说,如果两个差不多水平的演员来报名,一个参加过很多比赛拿过一些奖,一个从没上过舞台,他肯定选择后一个。
如今,“山寨春晚”的节目已基本确定,将于除夕夜在北京一家酒店演出,并由腾讯网和悠视网全程直播。一度,他们与贵州卫视谈好合作,后来又被老孟取消,“有网友说一合作我们就被‘招安’成地方春节晚会了,就不是‘山寨’了。”
再过几天,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将进入全封闭状态,进行最后几次彩排。“做得像模像样一点。”老孟笑着说。
目前唯一让他不开心的是节目审核组最终毙掉了他自己的小品,理由是“演得不像”。“我气死了,以后有机会要偷偷把我的演出录下来,放在网上,做自己一个人的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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