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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如果要问如今中国大学的领导者缺少什么？我感觉最缺的是自信。没有自信，也就没有定力，自然就容易跟风。这几年前后刮过几股风。比如升格风，专科变本科，本科办研究生院，硕士点升博士点，系变学院，学院变大学。
变来变去，名目越来越大，学术水平却未见提高。又比如办新校区风，到郊区一片一片地圈地，只见大楼起，不见大师来，甚至连原有的校园文化也被稀释了。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过程是不是必然伴随泡沫化的过程？我看不一定。
毕：升格也好，盖楼也好，背后都是现实的利益驱动。跟着风走，甚至走到风潮的前头，可以从中获得当下的实惠。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怎么能让当今大学的领导人例外？
梁：不是没有例外。谁能在一派浮躁的气氛中保持定力，谁就应当受到我们的尊敬。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舆论已经关注的，他就是刚刚卸任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前几年，全国的高校纷纷扩张，有的扩张了几倍。但朱清时拒绝扩张中国科技大学，坚持原有招生规模。别的大学被教育部的本科评估搞得晕头转向，他却保持清醒，是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不让迎接评估冲击本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还有一个例子舆论尚未关注，他就是刚卸任不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全国各个名牌大学中文系的牌子差不多都换成人文学院或者文学院了，校方也让他改，但他就是不改，坚持中文系的名称，而且拒绝跟风办高价收费的讲习班。政声人去后，人们不该忘记他们。
毕：温儒敏主持北大中文系，还有一件事可圈可点。全国高校科研都搞量化考核，按刊物级别评价教师的学术成果。而刊物级别的设定，渗透了大量非学术非专业因素。一些供党政干部阅读的期刊被视为最高级的文科杂志，还有些所谓国家级的专业杂志已滥到不堪一读的程度，可是依然高踞榜首。北大中文系就不吃这一套，而是用代表作来衡量教师的学术水平。这也是自信的表现。名校名系，拥有一批名教授，还不应当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独立地作出价值判断吗？然而，全国绝大多数高校就是没有这个自信，也没有选择北大中文系的做法，向流行的考核办法挑战。
梁：大学普遍丧失自信，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我倒不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大学内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决定了大学不像西方那样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也不可能像民国时代那样，大学对上级教育机关不必言听计从。冯友兰在民国时代可以对教育部说“不”，到了晚年就不可能说“不”。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现在不能想象。制度比人强，这是基本事实。大学的自信，固然来源于长期形成的基本气质和风格，更要建立在拥有足够的办学自主权，不受外力完全控制的基础之上。现在，中国的大学做不到这一点。上级行政部门规定这么办，即使不合理，一般人也顶不住。
毕：现状人人清楚。但在自主权不足的情况下，我以为保持个性和风格并非完全不可能，主要还是看领导人的精神状态。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还有一些大学能够选择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教育理想？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并非没有一点选择的空间。大学能不能保持自信，关键是校长有没有自信。校长没有自信，学校自然也不可能有自信。朱清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有些事情不一定要明确反对，但可以不做。勇气导致自信，自信带来健康的心态，自由的心灵。
梁：从大学，我也联想到其他领域。最近我读到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回忆他的父亲张爱萍对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军队经商大潮坚决反对。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当时这番话，举座皆惊，孤掌难鸣。10年后，中央终于决定军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
毕：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不肯随波逐流的领导人，才是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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