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雅民
记者印象：
采访高文光，感觉与众不同。
一是高文光年近七旬，仍然主持着天津市文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董事长兼总经理，心气儿仍像小伙子一样。
二是高文光自称是外行，经营管理上用的多是过去“老字号”惯使的那些老方法，但仅20年，他就创造了一个拥有1千多名员工的企业集团。
三是尽管高文光自己已是一位老人，还是一个百事缠身的大老板，但他仍是一位孝子，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老孝子。
且说高文光是怎样的一位老孝子。
高文光有套好房子，在万科花园，但他不住，将近一年了，始终住回到老院儿那边——丁字沽一片旧得连个小区也没有的老楼里，因为他老娘在那。
老娘高龄88，是继母，40年前她进高家时，高文光早已成家立业了。但继母也是娘，老爹去世后，高文光一直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他的后娘。
几年前，为让老娘享享福，高文光买了一套“别墅”。买前他特意把老娘拉去看房，征求老娘的意见，老娘咧嘴一笑说“好啊”，他才交了款。不想住进去老娘就变了卦，整天嘟噜着脸。高文光说：“住别墅了，您怎么反倒不高兴？”老娘说：“在这儿我成天光看车了，看不到人！那边多好，谁都知道我是高娘，我走丢了都不怕，还有人和我打牌。”得，老房子还没卖，搬回去吧，为让老娘高兴。
老院儿那边原有俩单元，把着一栋楼房的头和尾。老娘住东头儿，雇着俩保姆；高文光住西头儿，一个保姆也没用。老伴儿得看守着那边的“别墅”，儿女们各有家室，高文光独自一人住在几乎已被搬空的老屋里，干什么呢？只为守老娘近一点儿，老娘那儿一有“动静”，他立马就能赶到。这几年老娘光住医院了，曾有一年住了5回。尽管每回住的全是“高间”，还是把老娘给住烦了，她气狠狠地说：“再去医院我就一头撞死！”顺者为孝，高文光只好这么守在她身边。
每天，高文光上午去公司上班，中午吃公司的盒饭，然后回老院儿，先去看望老娘，问有事没有？再回自己那边休息和办公。老房子太旧暖气都不暖和了，冬天很冷，而且连张桌子都没有，写东西得坐着马扎、伏在床铺上。有人说：“干嘛受这罪？回老伴儿那边住着怕嘛的？一个城市里，有事儿打个出租不就过来啦。”高文光说：“不行，老娘已到说"走"就"走"的"时候"了，我不允许我，当老娘"走"的时候，我没在她的身边，我得给她老人家送终，这是人当儿的责任和义务。谁知老娘何时突然咽下这口气呢？我就得这么守着。”
为这，高文光最大的爱好——唱京剧的事也是好久没干了。票友们不断地招呼他：“来呀，唱几口儿怕嘛的？完事儿赶紧回去不就得了嘛。”高文光极其认真地说：“不行，我更不能允许我，老娘那儿咽气时，我正在别处美滋滋儿地唱着，那叫不孝，是人生最大的笑话。”结果高文光几乎是一年没唱了。
社会历来不乏孝子，但像高文光这般大孝之举，特别是他能奉继母如亲娘，实乃罕见，由此可窥高文光之人品。
本文拟写改革开放三十年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史，谈高文光的家事干什么？皆因高文光说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二就是靠他严格地奉行了中华美德中“仁、义、礼、信”的四大理念。“仁义礼信”，好多人说话都爱扯上这四字。唯独高文光，当人们了解了他奉养继母的做法后，才会相信他说的是真话，相信他用那些怪异的管理办法居然能够成功。
记者：听说您起小儿经历坎坷，“经商”的年代很早，但却碰得头破血流，是吗？
高文光：我生于河北任丘，在农村里长大。1952年我来天津上初中，是因为我父亲的户口在天津，他在这里做生意。我倒霉的日子始于1957年。那年我只说了一句“这报纸上有些东西它不报”，就被一个同学举报给学校，说我“反动”。班主任、教导处主任、校长，全都找我谈话，我觉得我没错，谈什么？结果就认定我是不老实，开除学籍。
傻啦，一下子就傻啦！那年代，开除学籍，对一个学生来说，跟天塌一样。因为那时就业，全靠毕业后国家分配，你连学籍都没了，谁给你分配工作？但我那脾气，不求你，开除就开除，不信能饿死人！我就自谋生路了。也好，半年后就是“反右”，好几位同学成了“右派”，亏我离开了学校，不然“右派”的帽子肯定少不了我的。不过没有工作的滋味也实在难受，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想象不出那时你在社会上独自谋生的艰难。
那时河西区尖山、解放南路那边都是苇子地。赶包粽子的时候，我去那儿劈苇叶，打成小把儿，蹲路边卖，赚个毛儿八七的小钱儿。但卖不上一会儿，就有人来逮你，说你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逮着了统统没收不说，还得“批判”和“教育”你。小买卖做不成，想办法找了个工作，在李七庄那边一个国营养鸭场上班。那地方太远，去那儿得倒三趟车，下车再走半小时，工资少得可怜，养不了家。当时社会上有给场里提供浮萍的，一种水草，可做养鸭的饲料，拿网在坑里一捞就能卖钱，而且一天就挣十来块，是我半月的工资。我想这活儿我也能干呀？不就是骑辆大水管车，起早贪黑地卖力气嘛。我干！领导说：“你干，得先辞职。”辞就辞。不想我这儿一辞，他那儿变卦了，说：“凡本场辞职者，售浮萍一律不收。”并说这叫打击“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
工作玩儿完了，又得自谋生路了。我卖过冰水，卖过瓜果跟蔬菜，泡黑市倒卖票证，什么“粗的、细的、全国的”，“粮的、油的、工业的”……能干的行当全干过，但就一样——跟做贼一样，被人追得到处跑，整天鬼鬼祟祟的，活得跟坏人一样，没地位，挣点糊口的钱，心里不舒服。
最后我干拿线换袜子的小生意。那时物资匮乏，工厂织袜子缺线，老百姓手里有线——凭本供应的线，用不了的就都存起来。我先到工厂那儿，以三把儿线换一双袜子的“价格”换出几双袜子来，再走街串巷从老百姓那儿每双袜子换回五把儿线来。这交易老百姓高兴，我也高兴，赚了两把儿线，“利润”超过百分之六十。我背着个包袱，天天“有线换袜子”地吆喝着，多少赚了一点钱。不想日子刚刚过得好一点，突然来帮抄家的，把我所有的“商品”全都没收了，一下子赔个底儿掉。
那是1963年，我成家、孩子都有了，我拿什么养活家人，这不是绝人生路吗？我脑子一蒙，夜晚就上了火车，去北京，去找苏联大使馆。那时傻，就想你这儿把人逼得找不着道儿了，那我就到国外去看看吧，听说苏联那边比这儿强，就想去和苏联人商量一下，能否让我去他们那边工作去？岂知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我这一步纯粹是自取灭亡。
到北京后，转悠一夜，找到苏联大使馆。没等我走到苏联大使馆门口，就有一个中国人突然过来一搂我肩膀，把我“请”进路边一座小楼。随后就是审讯，就是天津公安把我押回天津再审讯，接下来就是处理。按说没进去应算是“未遂”，“未遂”也不行，有那想法儿就是“犯罪”。结果我被打成“政治犯”，予以双重处罚：“劳教三年”、“管制三年”，送天津板桥农场执行。就这样，后来我还得谢天谢地呢，因为那时“审判官”们要是稍微再“左”一点，杀头的可能都会产生，幸亏他们同情我，看到我确实是没了饭吃。
说到这儿，咱现在返回头去认真看看，中国改革开放前，你想做点生意、搞点经营有多难？想碰嘛，就碰你个头破血流。
记者：听说后来您又成了农民，还干过乡镇企业，那时您觉得怎样？
高文光：劳教结束后正好赶上“文革”，一纸“劳教结束人员全部留场工作”的文件，让我又在板桥农场里工作了几年。1970年，中苏要打仗，城市大搞战备疏散，像我这样的，本来就是来自农村，又被“劳教”过，自然是被疏散的对象，于是我又回到河北任丘老家当农民，种地、赶大车，以为这辈子就算是和城市“拜拜”了。
1976年，“文革”即将结束时，感觉着强硬的政治坚冰先是在社会底层有了松动，反映在农村的，就是允许你搞点副业了。我们村里，一说搞副业谁都憷。我说我去吧，去给大家联系点业务。3个村干部一听全都摇头，说：“你去？你是被监督的对象，公社的证明都不开给你，你拿嘛去？谁接待你？”那时没有身份证，出差必须得有介绍信，不然你连招待所也住不了，任何单位也不相信你，甚至连车票你也买不到，真正的寸步难行。
村里争论好几次，最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说：“你们管他高文光黑猫白猫呢，他拿住了耗子就行，你就放他去！”这样我就蹽了，从此走上经营的路。
那时，凭我那点经历，懂什么经营？有什么关系？啥都没有，就是瞎跑、瞎转，看有没合适自己的副业？一连40多天，我完不成任务不回去，白天饿了吃口干粮，夜晚困了睡车站，就像是“盲流子”一样。
一天，走到内蒙古固原县，夜里零下20多度，可那儿没车站，睡哪去？窝在外边一夜准给冻死。没招儿了，去求招待所。招待所的人说：“你没介绍信，不敢招你呀。我给你出个好主意：你去派出所求救，他不能看你冻死，会给你开个证明。有那证明，你住这儿价钱还会便宜。”我去派出所，实话实说。岂料警察不信哪，想谁会傻帽儿似的这样跑业务？冲我严厉地说：“出差？我还怀疑你是逃窜呢？说吧，犯有什么事儿？”那架势，吓得我赶紧解释：“要是逃窜还敢主动跑到您这来？”他想想也是，磨蹭半天给开了个证明，算是救我一命。你看，那时候想跑业务有多难！
跑了好多的地方，最后选中一项比较合适的业务，就是织网。我从河北安平买来一台机器，给村里办起一个筛网厂。就是这筛网厂，日后把我引入到五金业。
记者：您在任丘农村，何时来的天津？又是怎样进的商界？
高文光：在农村给队里办厂，采购、销售全是我一人。1987年，改革开放了。私人做生意，只要合法，早就没人赶你了。我相中天津西站长途客运站马路对面临街的一个小“门脸儿”，外地的采购员们来来往往都走那儿，我想在那儿开店生意可能错不了，就租下了那个小“门脸儿”。去工商局里起照时，我遇到好人了。记得对方说：“经营什么？”我说卖筛网，他一听，说：“光卖筛网能赚几个钱？你还不多说上几个？”我说那允许吗？我没那打算，也没那能力呀？他说：“你多经营上几样东西才能干好，面儿太窄了，你能赚得了钱嘛？听我的，经营的项目多一点儿。”他大笔一挥，替我作主，弄了个“津华五金机电经营部”。当时很感慨，觉得这世道真是变了。过去我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怎样干都不行，半条活路也不给你。现在却是想着法儿地鼓励你干，干得越多越大才越好。什么原因？就是国家的指导方针变了，人们的思想也转变了。
我就是这么着稀里糊涂地进入的五金界。我能发展起来，是基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也是赶上了国家经济因改革开放而快速发展的好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正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外地的采购员们疯了似的涌入天津，给自己的企业买，给其他的企业带，好多都到我的五金店里来买货。那些采购员大多有个特点，就是一到大城市，身上都有一个采购单，全是七大姑八大姨托他捎买的生活用品。所以他们一下车，全是到我这儿把单位里要买的东西一写，说声“高师傅，把货备好，我下午来取啊”，扔下点定金，就去逛商场了。而我这儿呢，伙计们立马为他们到厂家或是批发站里去提货，提货时嘴都甜着呢，说“×姐，支票给您，日子烦麻您往后写两天，店里这两天钱紧，过两天准给您。”双方熟极了，而且从未拖欠过，对方就说“行啊，别忘啦。”说实话，那时国营买卖全都管理不严，这就给了咱尽管资金不足但却能把生意做活、做大的好机会。
很快我就发展起来了，商店一家家的跟着开。1994年，我重返天津的第7年，五金店我开到第5家，并已开始筹建这座、咱们现在正坐在这里的、主体10层、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大楼。1997年，我重返天津的第10年，就建立了拥有5个公司、数百名员工的天津市文光集团有限公司。你说我发展的迅速有多快？
记者：纵观您的创业史，以前并无经商的经历。可您现在却是天津工商联五金商会会长、全国工商联五金商会副会长。您是怎么从一位农民、从农村一家作坊的小老板，仅用10年时间，就成了天津商界五金业里领头的人物？经营上您有什么秘诀？企业发展得这么快，您是抓住了哪些好机会？
高文光：秘诀？没有。说句实在话，直至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个外行，而且我一开始，所用的人也全都是外行，没有一个是来这之前曾经干过五金的。经营上我凭什么？就凭“仁义礼信”四个字。别看我什么都不懂，这四个字在与人的交往中，如何做到？我知道。我努力地做到了，其结果是让我受益无穷。此外就是勤奋，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话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当农民种庄稼是这样，当商人经商也是如此。
十年“文革”，它的一大罪恶，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信任给搞没了。信誉危机严重地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做生意你骗我、我骗你；资金上你欠我、我欠你，三角债欠起来，打不完的罗圈儿架。我不，我的企业，公司不管大小、生意不管大小，一定是要信誉当先，一切矛盾，处理的原则，是拿“仁义礼信”去衡量，有违“仁义礼信”的，要为“仁义礼信”让道，哪怕是做赔本的生意。
例如，我的商店从一开始就讲“送货上门”。这四个字写起来方便，那时几乎哪家五金店的门上都有。但送起来大打折扣，什么道远的不送、价值太小的不送。我不行，言必信，哪怕只是一盒小小的螺丝钉，只要你说急用，我立马就派伙计给你送去。我有专职的送货队，先是蹬三轮，后是货用小汽车，后来在西站那儿都排成了一支车队，边道牙子上立有一块块牌子，上面排好了按点发车的车次。不少人对我说过：“你这么送，好多连成本都收不回呀！”我说我知道，你甭管，我就是为让他们知道我的为人，取得他们对我的信任，往后他们有了大的需求，必然也会前来找我。
再如，有一次，一位挺熟的客户拿一把锁来，要换。打开一看，锁芯那儿锈了，可包装是好的，显然是把旧锁换进新盒来蒙事儿。售货员不换，俩人柜台前矫情，一个说盒没湿锁怎么锈了？一个说反正我是在你这买的。我过去一看，说你小子就值一把锁钱，没事，给他换一把。过后售货员不高兴，我对他说，丢把锁，是吃亏了，但若闹个大红脸，他以后不好意思再跟你打交道了，你损失的会是几把锁呀？
还有一次，下边的一个销售商把十几只用瞎的灯管当作次品给退回来，进门就喊：“李师傅，这批灯管有毛病，我给你拿回来了。”我们店里的经理姓李，一看说：“下次再有这种批号的灯管别给我拿来，这型号我们从没卖过，你弄的这是什么事啊？你自个去架子里拿去吧。”
我不信这种人下次还会再来干这种丢人的事情，但他一次就领教了我们的忠厚仁义，买东西谁不愿找信得过的商店？下次他再买东西，自然还会再来找你。
信誉这东西，是无形的财富，你不是名牌，它能让你成为人们心目中信得过的“名牌”；你没有资金，它能让你有时没钱也能办成大事。我们就是因为拥有了信誉，所以才赢得了千千万万的客户，让我们这帮外乡人、农村人，在天津这座商埠里扎下了根。
今年我快70了，62岁的时候，为了企业的发展，我去学习国外的据说是非常先进的管理经理MBA。可学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它那套理念和我骨子里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我感觉着他们的营销理念是血淋淋的，光是研究怎么着吃掉谁、去掉谁，和我奉行“仁义礼信”的观点冲突，接受不了，学了也不会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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