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顺差与美国低储蓄并无因果关系
记者:既然“中国责任论”站不住脚,那么导致美国低储蓄、高逆差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张健华:美国低储蓄、高逆差是其长期以来的政策选择和消费习惯造成的,中国的高储蓄、高顺差不是美国低储蓄、高逆差的原因。
实际上,在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之前美国高消费的习惯就早已养成。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个人储蓄率就曾降到零以下,1933年甚至降至历史最低点-1.5%。美国新一轮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从1984年就开始了,到1999年就已降至2%左右的水平,并维持了长达6年之久,2005-2007年均低于1%。美国的贸易赤字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现在,已历经近30年,同期财政收支除1998-2000年,也就是克林顿执政的最后几年之外也均为赤字,这些都不是近些年特有的现象。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在2003年之后才开始大幅增加。显然,认为中国的高顺差导致美国高消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导致美国高消费和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除了美国自身扩张型的国内政策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和公共开支扩大,导致居民个人和政府储蓄率不断降低;另一方面,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两方面的综合作用导致美国储蓄率持续下降和贸易逆差大幅上升。
巨额外贸顺差并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
记者:我们还注意到,西方还有一些言论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的成因,把金融危机归结为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对此应如何看待?
张健华: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过去20年间,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了低附加值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结果是发达国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越来越依靠进口。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顺差是在这种新的分工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巨额外贸顺差并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目前这种分工模式也不是中国能完全主动选择的。
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全球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具体有以下三种表现:一是从1999年开始,加工贸易顺差均高于当年贸易顺差总额。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贸易顺差为1800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则达到2100亿美元。二是2002-2007年,外资企业的顺差占总顺差的比例从31%提高到51%。2008年前三季度,外资企业的顺差占比进一步提高到61%。三是出口转移明显。
不仅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制造业也向中国转移。近年来,中国在对美欧拥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对东亚和一些石油输出国的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贸易顺差是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从进口来看,中国的低进口也不是自愿的,这与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高技术贸易壁垒有关。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带来对高科技产品的旺盛需求。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国应当大量进口高端产品,但发达国家设置多重贸易壁垒,限制和禁止高科技技术装备出口到中国,导致我国进口增速持续低于出口增速,加大了贸易顺差。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纠正并非一日之功
记者:应如何理解和纠正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中国在其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健华:应该认识到,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纠正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主要贸易大国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共同努力。当今世界,大国行动对推动解决全球失衡实际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美国首先应加快自身政策调整,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率,加强金融监管,减少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美元既然是储备货币,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就不能一味追求美国一国的经济政策目标,要负起大国责任,负起世界主要货币发行国的责任,更多考虑和追求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一贯保持负责任的态度。今后将继续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各项政策措施,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的体制机制,稳步推进资源价格和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推动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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