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天安门流民：一种真正的人民自救(组图)

截至2009年1月，“流民公房”共有流民20余人，这是部分流民与社会志愿者合影

王玉海，河北邯郸人，47岁，人称“老王” ，他是“流民公房”的负责人。

被称为“小贵州”的流民张先平，偷偷从贵州跑到北京看天安门广场，想结束自己26岁的年轻生命，但在流民的劝说下住进了“公房”，并摆起了小摊

　　前门流民部落

　　2007年底，张世和为记录即将拆迁的前门大街，偶然间走进了街道的围栏和花墙背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潜流的世界。

　　朝向天安门广场的一面，古香古色干净整洁，而背对广场的另一面，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民，用砖头、轮胎、破毡布和废纸盒，搭架起一个接一个的临时住所。

一个神秘的窟窿就是一个格子窗，每个不过1.5平方米。就是这个没有人过问也极少人愿意进去的地方，流民们亲切地称之为“星星宾馆”，成为他们在这个备受煎熬世界外的温柔乡。

　　天安门广场附近是国家部委集中的地方，这些无家可归者，来自全国各地，因为上访，因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墙里墙外的巨大反差，让张世和拿起相机，记录下一个个前门流民的生活，放在自己的博客上。

　　就在这里，张世和认识了来自河北邯郸的老王。老王大名“王玉海”，来北京7年，他和妻子柴秀兰一直住在前门花墙外用砖头搭的窝棚里，靠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捡瓶子为生。头发花白的王玉海实际只有47岁，自幼因意外被巨石砸腿，导致残疾。现在的假腿是他用捡到的3只假肢削制而成，形象骇人。

　　2007年末北京入冬的第一场大雪，张世和给王玉海这些前门流民送来了棉衣和棉被。第一次接触，信任是最大的危机。流民们把他当成是政府派来的人。张世和说，“他们很怀疑我的动机。”

　　王玉海把眼前这个相机不离手的人当成了记者，很长时间都是以“张记者”称呼。张世和发现，这些前门流民，白天以天安门广场为据点，做些卖小国旗和地图的生意，到了晚上，就露宿在前门花墙附近、天安门广场周边避寒，有的甚至就睡在广场通道里。

　　除了居无定所，流民们还要和执法者打交道。

　　有相当一段时间里，前门的流民部落与前门派出所相距不过三百米，那些全中国的警察都不曾配备的特种车辆就在流民们面前驶进驶出着??有一天，张世和和流民坐一起聊天，流民老张为他指点着哪个车辆是供哪个女警使用，她们往往把车停在哪里，好像一个男孩子数点着柜台里的玩具。

　　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流民的身影也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他们中间很多人和城管发生过冲突；常年在长安街上奔跑的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也能轻易地辨别他们的身份。一些司机会大声喝骂，阻止他们上车。奥运期间，前门花墙外的窝棚一律被拆除了，前门流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也无奈地消失了。既便如此，流民仍然不愿意去救助站，老王说，“担心受到没有尊严的对待”。

　　他们选择睡在天安门广场的地下通道里。老王说：“天安门广场一共有8个通道，晚上11点过后，在通道露宿的人就多起来，一直到次日凌晨4点才会有人来赶。” 遇到节日和一些重大活动在天安门举行，他们则要另外选择住处。

　　白天，王玉海和妻子就在天安门广场“上班”。妻子秀兰穿梭在人群中兜售国旗、地图和福娃之类的纪念品。小国旗进货是1.2元，卖价5元。地图是厂家免费给的，上面印着各种旅游广告，1元一份，一天可赚十块八块，甚至更多。腿脚不方便的王玉海，则主要是捡拾游人丢弃的矿泉水瓶子。

　　在广场上，每天差不多有300多人做着王玉海夫妻类似的事情，王说，“有80%我都认识”。他们自觉地划分活动区域，互相之间并不排斥。

　　这些无家可归者，不是乞丐，他们从来不乞讨不要饭。当然，在天安门广场，一切乞讨行为向来是被禁止的。

　　身材高大的流民高俊华说，有一次，一个老外过来和我握手，问我：朋友，你需要钱吗？“我反问他，我需要2000万美金，你能给我吗？”

　　说到这里，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但是仍然忍不住说：“广场上的摄像头正对着我，我要了肯定会被拍下来。”广场生活也有“潜规则”，违反的话就没法混了。

　　即便过着缺乏生存尊严的生活，他们也不想回家，不想离开北京。王玉海说：“家里只有5分地，根本没有办法挣钱。”王有3个孩子，其中大女儿去年打工时摔伤了腰，其他两个孩子还年幼。

　　王玉海庆幸自己没有被冻死，他说：“冬天主要是肚子里一定要有食物，如果是空的，睡在外面很容易冻饿而死。”

　　除了寒冷，安全是他们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在贴身记录流民生活的一年间，张世和亲眼见证了几个熟悉的流民死去，有的是因为生存条件恶劣，有的是因为常年积病。

　　张世和担心，自从前门流民部落被强制拆毁后，原地已经改造成草坪。部分人去了大兴，部分人往广场东侧转移，更多的人成了北京街头的流浪人。今年冬天到来的时候，这些无家可归者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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