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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年秋天，尼古拉斯·斯坦诺给国王回信，拒绝“回国效力”，尽管对方许诺以优厚的薪水。
3年前，他医学博士毕业，原本指望在哥本哈根大学谋份教职，却遭到无情的拒绝。他只好出国谋生，1666年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成为费迪南德二世公爵的私人医生。
这个丹麦人对国王的拒绝，并非赌气不爱国。而是在他眼里，丹麦没有意大利这样丰富的地质学资源供他研究。
29岁的医生已是资深的解剖学家，22岁时便出版了《腺的解剖学发现》。他发现的从腮腺到口腔的管道，就是今天被命名为“斯坦诺管”的唾液管。
但现在，他完全沉迷于对地球的研究。
这始于他对鲨鱼头的解剖。1666年10月，两位渔民把捕获的一条鲨鱼运到了佛罗伦萨。公爵下令把鲨鱼头送给斯坦诺解剖。
解剖出来的鲨鱼牙齿，其形状让斯坦诺想起了“舌化石”。这种锯齿状的黑色化石，常在大雨后成批出现。因此，1000多年来，学者们认为，石头是受雷电轰击后，从天空或月亮上掉下来的。
反复比照后，斯坦诺基本认定这就是鲨鱼牙齿的化石。不过，给公爵的报告，他只是含糊写道：“若有人认为舌化石是鲨鱼牙齿化石进化来的，那他离真理也就不远了。”
一年前，在巴黎演讲时，这位解剖学家曾坦言“对人体器官仍一无所知”，令听众大感意外。这一次，他依旧语气谨慎。
谨慎归谨慎，斯坦诺转身投入到对自然现象的实地考察中。在托斯卡纳地区，他翻山越岭搜集化石，观察岩石结构。平生所擅长的解剖，也被他用来探究地层结构。
这甚至改变了他的信仰。斯坦诺发现，无论是山陵、地层，还是化石，都证明地球的生命漫长，而并非《圣经》所言，短短几天内，地球就能被上帝创造出来。一番艰难的权衡之后，这个路德教徒决定，在万灵节那天改信在这方面相对开放的天主教。
恰在此时，国王来信。斯坦诺明知丹麦人不准信仰天主教，他在拒绝国王的同时，还告知对方自己改变了信仰。这令国王非常不满，他不得不回信解释原因。
随即，斯坦诺便开始写作论文。在这本名为《预言》的书里，他不仅揭示了“新岩层沉积在老岩层之后，位于下面的岩层比位于上面的岩层沉积时间早”的“叠覆律”，还提出了晶体的“面角恒定律”。
这两个原理成为地层学和矿物学研究的基础，令后人称他为“地层学之父”，国王则回信授予他哥本哈根皇室解剖学家的职位。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在保守的审查者手里，滞留了数月之久，才得以出版。
国王的再次召唤，在4年后才得到斯坦诺的响应。解剖学家回国到皇室任职，但哥本哈根似乎并非他的容身之地。在这里，他3岁便染上不知名的病，不得不与人隔离三年；6岁病愈后，父亲却不幸离世；进入路德教会学院正接受教育，一场瘟疫却夺去了学院一半学生的性命；惊魂未定的斯坦诺刚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可丹麦和瑞士的战争爆发了。
一直在动荡不安中成长的年轻人，一度在日记里写下自己内心的挣扎，并将日记命名为《混乱》。如今，重返故里不到两年，他便已心情不悦，精神萎靡，向国王请求离开。
1674年，斯坦诺返回佛罗伦萨。在修道院的药房里，他和卖药的修士谈起了拯救灵魂的问题。经过对宗教信仰和科学的一番深思，第二年，他决定放弃科学，做一名教士。
利用在科学上的声望，斯坦诺劝导很多人成为天主教徒。1677年，他被教皇任命为主教。皈依宗教后，主教不仅抛弃了科学，还成为反对科学的领军人物。同年，哲学家斯宾诺莎去世，新任主教则立即卷入禁止斯宾诺莎作品出版一事。
不过，主教始终没有违背自己1675年立下的“终生穷困”的誓言，一直竭力救济无家可归的穷人们。他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常常穿着破旧的外衣，驾着敞着破门的马车在雨雪里奔波。为了救济穷人，他甚至卖掉主教的戒指和十字架。只是这些举动，却被他的前妻讥讽为“伪善”。
1686年冬天，在请求一位信徒代替自己为病人和亡灵作完祷告后，饱受病痛折磨的斯坦诺在德国施维里病逝。48岁的主教留下的，除了一纸给皇室的公开声明，只有一些破旧的衣物。
他被葬于圣洛伦佐教堂的梅迪奇公墓，他大半生的科学研究，似乎也同时被晚年的宗教活动湮没。直到《预言》出版300年后，丹麦地质科学学会才颁给他一枚勋章，表彰他的杰出贡献。
他曾经写道：“我要向那些贬低科学价值的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他们应当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并查看一下……他们心安理得地大胆声称的那些教条究竟有什么依据？”然而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追求。
只是，为宗教献身的斯坦诺永远不会知道，装有他遗体的箱子正是被伪装成书箱，才得以被运回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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