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下文物保护遭遇难题 与城市建设存在矛盾

　　北京地下文物保护困局

　　本报记者 蒋昕捷

　　北京城有种魅力源于古老，但有时古老也被当成一种负担。譬如站在北京西客站的南广场上，你跺一跺脚，也许就惊动了万历皇帝的舅舅。

　　2007年9月，北京文物部门接到匿名举报说，在建的西客站南广场地下车库发现古墓。等考古人员赶到现场，墓室早已被刨开，棺板椁木散落在地，只留下一盒墓志，告诉来人这里曾埋着“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之兄、明荣禄大夫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李文贵”。

　　经警方调查，是挖掘机手发现了古墓葬，一看下面有宝贝，又给埋上了。晚上就带人哄抢了墓里的文物。后来因为分赃不均，才有人举报。警方介入之后，只追回一条残缺不全的玉带，其他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每次说起类似的故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宋大川的脸上都会露出心痛的神情。“如果施工前经过考古勘探和发掘，这样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了。”

　　今年元旦，故事里那个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地下车库正式启用，800个车位让接送亲友的市民不用再体会泊车之苦。

　　“你不觉得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有矛盾吗？”身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时常被人这样质询。这个温和的保护派总是坦然回答说：“建设是发展，保护也是发展，而且是更长久的发展。”

　　只是从保卫北京城墙的梁思成算起，保护派的发言大多被建设者的机器轰鸣声所湮没，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毁灭。

　　地下文物屡遭劫难

　　这一次遭难的是“地下文物”。这是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以区别于被世人追捧的故宫、十三陵等“地上文物”。

　　对一个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都城来说，地面上目之所及多半是明清两代五六百年的古迹。依据已有的发现，宋大川认定，在北京的地下，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埋藏着整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甚至包括50万年前古人类的文化遗存。

　　1996年，北京东方广场施工时，在王府井东侧距地表16米深处发现了旧石器晚期人类用火的遗迹，当时的开发商决定，与政府联合建立王府井旧石器晚期遗址。

　　这是屈指可数的地下文物受到保护的故事。更多的地下文化遗产在城市化进程中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每每想来都令宋大川痛心疾首。

　　2006年，亦庄经济开发区一家大型合资企业要盖职工之家，文物部门在巡查时发现了汉代砖室墓葬，随即要求该企业暂停施工，等待勘探发掘。

　　其后不久，北京市10多位市政协委员和多家媒体记者来到工地现场调研，竟发现开挖的基坑已经被回填，还浇上了混凝土，一座十几米高的钢架在此拔地而起。

　　宋大川当时站在已经被水泥覆盖的文物遗迹上，内心“充满震惊与悲愤”。

　　“谁让你们在上面施工的？”北京市政府文化顾问、文物局原局长王金鲁以近乎颤抖的声音问道。

　　“不好意思，我们对文物保护不专业，没有处理类似事情的经验。”该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解释说。后来，这位负责人在写给北京市政府领导的信中，抱怨勘探保护延误了生产开工，甚至提出“外方对保护地下文物十分不理解”。

　　“这是谁的土地？你又是哪国人？”两年后，宋大川说起此事还是义愤填膺。

　　只是大多数时候，“自己人”似乎更缺乏维护民族文化血脉的意识。

　　几年前，延庆县某镇镇政府把一块5000亩的土地出租给一家公司建高尔夫球场，施工中有人发现了春秋时期山戎族的聚居地。尽管北京市文物局执法队两次当面要求停工进行考古调查，开发商还是径直用推土机破坏了遗迹，至今不理。

　　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和停车楼施工时发现了石碑，而这一地区正是明清两代王公、贵族墓葬的集中区。延庆的文物部门接到举报后要求进入现场勘测，被建设单位以“国家工程不能延误”为由赶走。文保人员无奈之下报警，警察去了，双方争执中，有警察被工地上的人推到水沟里。

　　如果不是宋大川在2008年10月北京市政协重点提案督办会上披露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人们大多意识不到，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时候，祖先留下的古老文化的残骸就深埋在他们脚下：在地铁4号线圆明园站之下，清代流传下来的御道被砸碎，仅剩三合土的路面；北京南站穿越了金中都的东南角城墙，周围也是历年辽墓葬集中发现的区域，施工方却声称未发现任何古墓遗存；德内大街扩建工程、西直门交通枢纽、东直门交通枢纽、城市轨道交通中转站、终点站等施工前都未进行勘探、发掘……

　　许多时候，等文保部门得到举报赶到施工现场，文物就已经在潘家园古玩市场被叫卖了。有时，一块被打碎的瓷片都会被炒到几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