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里有座漂亮的教学楼，它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厚重的高墙，宽大的门窗，既有古典的庄重，又有现代的浪漫。就在大楼临街的一面墙壁上，镶着一块奖状般大小的铁牌，牌上的斑斑锈迹使其和楼色颇为接近，稍不留意就会忽视它的存在。
然而，就是这样一块普普通通的小铁牌，却记录了一段广为流传的守法佳话。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西方人对法治的尊崇和敬畏，更可以体悟到当法治成为一种信仰而内化为一种自然观念之时，它正活在当下。
故事还得从头讲起。话说在大楼建成之际，校方为此筹备了隆重的落成典礼，还特地邀请了伦敦市市长和各界名流前来参加剪彩仪式。然而，就在典礼的前夜，在校方屏息以待为这一盛事地即将到来而激动不已的时刻，校长突然接到通知：这座大楼的建造虽然经过了政府的批准，但由于地皮属于罗素家族的私有财产，未经该方同意私自建楼属于违法行为。
然而，尽管校方立即派人前去与罗素家族进行协商，并答应赔偿损失，可财大气粗的罗素家族却毫不领情.校方这边也不甘示弱，双方僵持不下，遂将一纸诉状递交至法院。而法院审理后，却在判决中写道：此案法律关系极为明确，伦敦大学未经土地所有人许可而擅自使用，属明显的侵权行为，应当按照土地所有人的要求，拆掉楼房，恢复原状。
在威严的法律判决面前，伦敦大学无话可说，只好照做，然而就在动工的前一天，罗素家族的人却打来电话，表示大楼不用拆了，并告知校方，其实他们早就做好决定，当学校真的打算拆楼之时，便会放弃自己的权利。但有一个要求，就是学校必须写一份道歉声明，并将此事刻碑留念，警示后人：伦敦大学因侵犯罗素先生土地所有权的违法行为而向他表示痛心的道歉，并对他大公无私热心助教的高尚品德表示真挚的感谢！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信仰单一的国家，我们的人生价值观中，存在着太多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的东西，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尚且不会用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观点去看待自身的本土信仰，更不会对法律这种需要花费守法成本的舶来品产生真正的恪守与尊崇，并将其时刻铭记于心。于是，各种各样的行业“潜规则”，“公开的秘密”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似乎，这些离我们还很遥远；又似乎，事不关己，大可高高挂起。直到我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了切实的侵害，直到中国的食品安全屡屡出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恶补了化学知识：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多宝鱼里认识了孔雀石绿……我们才想到了法律，想到了它的公正与威严。
而近代的经济分析法学家认为，人皆为“理性的经济人”，总是从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中来决定选择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其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服从法律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刺激问题，而不是敬重和尊重的问题”。这些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学说似乎可以为他们不守法的行为提供合适的解释，但是问题在于，守法的成本真的比违法的要高吗？
众所周知，企业的信誉是一笔无形的资产，而品牌的形成则是经年累月的长期过程。我们喜欢购买“老字号”、“驰名商标”的商品，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商品物有所值，更源自我们对该企业“以诚为本”的信赖和认可。三鹿的破产其实正印证了惠普创始人的名言：“企业都是撑死的而不是饿死的”，为了短期的利益而在利令智昏的同时丧失了企业得以立足的基点，为驰名商标的品牌价值蒙羞，让长期信赖它的消费者心———“奶粉事件”让三鹿背负了高达17个亿的债务，也许终有一天它会无债一身轻，但事情远非这么轻松，因为很多东西，一经失去，便永远失去。
回过头来再看百度的竞价排名黑幕，这种以人为干预改变搜索结果尤其是搜索排名，使之完全服务于自己的竞价目标的做法，实质上就是谁给的钱多百度就为谁进行广告宣传，哪怕这样的产品是不合格的残次品。这似乎又可以用“商人重利”来加以解释。但是，这种经济上的暴力，本质上违反了公序良俗，不过是对自身品牌的破坏性开采。
从三年前的“大头娃娃”事件、到一年前的“番茄花园”事件，再到近期的三鹿奶粉事件，这些轰动一时的事件似乎都少不了百度从中“掺和”的身影。而这，对于一个靠着非技术、非市场手段崛起的企业来说，无异于又一次贬损了自身的价值，仿佛这种不道德的强大在法律熟睡之际可以继续狷狂着，成为一种炫耀式的财富来源。
但是，倘若财富的积聚依旧不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粗暴和野蛮，那么假以时日，我们可以设想，一旦它超过了法律所能容忍的界限，这段财富神话便会终结———它的代价无疑是惨痛的，树倒猢狲散之后，轻者是对金钱的处罚，重者是对自由乃至生命的剥夺。
这个时候，立法主义的呼声又从耳边响起，“我们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这是法律的漏洞和空白！”，“快学学人家西方国家的做法！”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纵使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借助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体系，但空有制度却忽略民众、企业对法治感情的培育与对法治精神的恪守，则会使其显得苍白而无力。托克维尔就曾谈到：“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因此，他们的双重政府的车轮便时停时转。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时常超越宪法为它们规定的范围，所以双方总是冲突”。
而伯尔曼也指出：“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从法律？”，“正如心理学研究现在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远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康德的墓志铭上写道：有两样东西，我们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我想，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就如同康德仰望头顶的星空时所怀揣的那份震撼与感动，对于法律我们也应怀有一颗敬畏、谦抑的心，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扼守住心中的道德法则，将守法、爱法的精神深深地刻进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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