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萧红与萧军在上海
明天，萧红离开这个世界67年
1942年1月18日，萧红弥留之际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为日军占领，萧红被从病床上赶走。1月22日上午11时许，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开人世，时年31岁。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没有比萧红研究更令人伤脑筋的了:一方面在1933年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她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另一方面，就如《萧红传》的作者季红真发出的感叹,“萧红的思想和才华长期被人们漠视,私生活却不断地被爆炒。
以至关于她的生平,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资料出入极大,无法考证”。她的出生、读书、逃婚、被困、得救、生产、离异、再婚、病逝，到作品的评价，几乎关涉她生命旅程的每一腾挪，都有众说纷纭的回忆，越说越糊涂,甚至在最接近萧红的人们笔下，写出来的事情也相去甚远、互相矛盾。留下许多疑团和空白,成为一个罗生门。
萧红三次去北平，目前的资料和研究都是零散和不充分的。现在当事人已经全部故去，一切疑问，都成了一个谜，可能永远无解。我们此番的地理寻踪就是将萧红在北京的生活痕迹呈现给读者。
-萧红第一次到北京，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但是她到底是求学还是逃婚？ “我现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这充满了喜悦感的话，是19岁的萧红写给她的好朋友沈玉贤的信中说的。
1930年的夏天，出走的萧红到北平后，与陆哲舜先住在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他们搬到二龙坑西巷的一座小院落里，还请了一个北平当地人耿妈照料饮食起居。陆哲舜为了坚定萧红逃婚读书的决心，先期从法政大学退学，于1930年4月到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中国大学在二龙路，萧红上的女师大附中在辟才胡同。
此番地理寻踪，我走的路线和他们当年的顺序是一致的。走在西单路口连接中友百货和君太百货的过街天桥上，就已看到“中京畿道”的路标，一路西行，已看不到一所旧房子，能够跟记忆关联起来的，仅剩下“京畿道小区”这样的名字，而西京畿道则连名字也没有了。
如今地图上已经没有“二龙坑”只有“二龙路”。走上蜿蜒如龙的二龙路，两边也全是新建筑，看不出丝毫旧日模样。清人朱一新《京师坊巷地稿》将今二龙路这一带称为“二龙坑”。在老北京，凡是带“坑”的地名，全带水。二龙坑的水形成应该和大明濠有关，明清时代，民族宫旁边的太平桥大街不是街，而是一条流着水的壕沟。
到清末，因为都往这里的大水坑中倒垃圾，经年累月，垃圾不仅填平了二龙坑，而且形成了一座垃圾堆成的“二龙山”，臭气熏天、蚊蝇孳生。据学者考证，闻一多先生在1925年4月写的《死水》中多次提到的“一沟”就是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民国初年，二龙坑被填平修路，称二龙路。现在二龙路为西城区委、政府、人大、政协的驻地。
据回忆文章说，每到周日下午萧红他们的小院里高朋满座，李洁吾、苗坤、石宝瑚、李荆山等一批在北平的哈尔滨三育中学校友，每每要聊谈到听见打更人的梆子声才踏月星散。李洁吾晚年回忆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每周日都来相聚，但总能碰到三五人，聊谈的内容无所不包热闹非凡。可是经济上的窘况很快显露出来了。北京的冬天是很冷的，萧红来时又没带冬装，11月中旬，还穿着单衣去上课，冷得瑟瑟发抖。但这还不至于影响两人快乐的心情。一夜雨雪，李洁吾第二天一大早去看他们的时候，萧红正在院里赏雪，陆哲舜则正在西平台顶上用竹竿敲打树梢上残存的枣子。然后萧红很兴奋地用小砂锅烧煮从墙头上轻轻拂下来的积雪，等雪在锅里融化再把红枣放进去，满屋散发着枣香。萧红用火箸敲打着炉子说：“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雪泥红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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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着走着，在二龙路的路中间赫然发现一株古树，落光叶子的虬枝向上向两旁恣意伸展着。近前看到树身上的铭牌：古树(二级)，编号：11010201244，鼠李科：酸枣。不由让人一阵高兴，当然它未必是萧红笔下的那一株枣树，但它一定看到过有一捧煮在雪水里的干枣给萧红多大的欣喜，一定隐隐听到过那一群高谈阔论的东北年轻人的阵阵欢笑声。
再往北走，就到了一条上下四车道的宽阔大街，它的名字还是旧名——辟才胡同，以前它只是一条4米多宽的小胡同，但就在这条胡同中，曾先后开办过“京师私立第一两等小学堂”、殖边学堂、北京筹边高等学校、女高师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辟才胡同堪称北京现代基础教育的发祥地。教育部的西边，北师大实验中学教学楼现代化气息浓厚的玻璃门前，一座造型别致，合璧中西的门楼孤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旁边有“旧址门楼重修志”，说明1917年9月5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学校创立，11月迁到原教育品制造所之址。2007年90年校庆时遵旧制重修门楼，“青石其奠，灰石其基；天圆其拱，计高一丈一尺一寸；地方其座，计阔八尺八寸八分。”
虽然萧红只在这里读了一年高一，但是无疑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初中毕业后，她渴望继续求学，但遭到了家庭的反对，后来是“骗”家里说否则出家才得以继续读下去。然而在家乡，他们被视为“私奔”至京，伤风败俗，寒假将至，陆家给儿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二人一道回家，马上寄去路费，否则，自此一分钱不给。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打道回府。1932年1月，萧红回到呼兰，被父亲送到伯父家，受到严密的看管。
许多研究者的说法是，她第一次来北平应是一次“娜拉出走”式的逃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毫无疑问成了当时中国一代新女性的造型榜样，富有浪漫气息和时代色彩，刺激而新鲜。当汪家正式提出结婚要求，萧红不得不作出选择时，与她要好的姐妹们都鼓励她做现实的娜拉出走北平，跟随表哥逃避婚姻。也有研究者比较折中的看法是，萧红对这门婚姻是认可的，但当求学和婚姻只能选其一的时候，她选择了求学。也因此当她从北平求学不成，又与家庭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她又选择了与未婚夫同居。
-萧红第二次来北平，谜一样神秘 -萧红第三次来北平，伤痛的旅行 均：
前天下午搬到洁吾家来住，我自己占据了一间房。二三日内我就搬到北辰宫去住下，这里一个人找房子很难，而且一时不容易找到……
现在他们夫妇都出去了，在院心我替他们看管孩子。院心种着两棵梨树，正开着白花，公园或者北海，我还没有去过，坐在家里和他们闲谈了两天，知道他们夫妇彼此各有痛苦。我真奇怪，谁家都是这样，这真是发疯的社会。可笑的是我竟成了老大哥一样给他们说着道理。
……
昨天夜里就搬到北辰宫来，房间不算好，每月二十四元。
住着看，也许住上五天六天的，在这期间我自己出去观看民房。
……
写信请寄到北平东城北池子头条七号李家即可。
这是1937年4月27日萧红给萧军的信，从北平发往上海。这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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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到北京后先是住在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然后找到了老朋友李洁吾的家，住了一天又搬到北辰宫公寓，但是仍然天天到李家，为的是等萧军的信。“她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据说她很怀念这地方，也想再住一住。我也同意陪她来北京住一住——尽管我对当时北京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不算太好——也许较长时间住一住，可能就会发生"感情"了。她是作为"先遣部队"先来北京的”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四)》。
“北辰宫”的地址不详，请教章海宁有无查找线索，那两天他刚好陪同萧红研究者、《萧红传》作者季红真在哈尔滨踏访萧红遗迹，他问了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季红真“北辰宫公寓”包括李洁吾的住处的位置，也说找不到，搞不清在哪儿。
今天北池子头条仍在，是条三四十米的短巷，两侧的几个院落都是粉刷得簇新的灰色，建筑也不是旧式民居的样貌了，最有历史感的，要算几个院门口风化破损的青石台阶。如今门牌七号的院门是个简单且单薄的小门，院落里静悄悄的，看不到什么树，挨挨挤挤的是搭建出的各种小房，即便门牌编号没变，也早找不到当年旧貌了。
迈开大步走，没走上几步就已从巷口走到巷底，再放缓脚步，从巷底慢慢踱回来，揣摩着，想象着，当年萧红每一回走在这条小巷里，纠结着怎样的心绪，等一封上海来信。
上一年离开上海远走东京，这次来到北平，同样是因为多情三郎的一再出轨，萧红以远行疗治受伤的心灵。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打碎吗？”
差不多每一封萧红从北平发往上海给萧军的信都是滴着苦汁的，而她从北池子头条李家盼到的回信说的是什么？“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予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予，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记录下来。这是有用的。”这样的“理性语言”是不是往伤口上撒盐？萧军还告诉她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在信中说：“那里面的渥伦斯基，好像是在写我，虽然我没有他那样漂亮。”及至古稀，萧军就自己年轻时那场风花雪月，给萧红带来的心灵灾难做出了忏悔：“如果对于萧红我引为终身遗憾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这可能深深刺伤了她，以致引起她对我深深的、难于和解的愤恨！她是应该如此的。”
感情受伤的萧红去北京，为什么还要与萧军通信？我就这个问题跟章海宁先生探讨，他认为，萧红因为与萧军在一起生活的几年间，一直受着萧军的过度保护，她一方面反抗这种保护，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依赖；在男权文化社会，特别在萧红的生活圈子里，萧红的所有朋友，都是萧军的朋友，她自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朋友。鲁迅可能是个例外，但鲁迅也不在了。即使鲁迅在，她也不愿用情感上的事情来打扰鲁迅，萧红在日本东京的时候，就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萧红心中能称得上朋友的是许广平，但许广平后期对萧红有些误解，虽然表面上很热和，但内心是有隔膜的。萧军当时是萧红唯一能倾诉的人。当时她还在矛盾中，到底还能不能接受萧军，她的心在挣扎，所以她没有选择马上分手，而是用分离来减轻痛苦，但痛苦并没有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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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北平——上海的通信中，萧红的署名都是“荣子”。发表作品时，前期的笔名基本都用“悄吟”，“萧红”的笔名是1935年12月出版《生死场》时第一次使用。章海宁介绍说，因为萧军说“萧红”与“萧军”两个笔名合起来是“小小红军”的意思，多年来大家一直依据萧军的阐释来解释萧红笔名的来历。但萧红研究者叶君博士认为，这是一种过度阐释，带有浓厚的迎合政治的色彩。因为“萧军”的笔名早“萧红”一年使用，其意与红军无关，怎么与“萧红”合起来就变成“小小红军”了呢？另外，多年来萧红被“左翼”的名词包果太多，很多阐释都是从这一个维度出发，比如说萧红准备去重走长征路，写一本关于红军的故事。实际上萧红一生对政治并不热心，无党无派，虽然前期的创作有着一些左翼的色彩，但细细分析，她的作品与左翼作家的创作有着明显的不同。萧红说作家是全人类的，作家的创作是为了扫除人类的愚昧，所以时尚作家在写作抗日墙头诗的时候，萧红在写《马伯乐》和《生死场》。她远远地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作家。
这次在北平，萧红和老朋友去逛了长城，看戏，看电影《茶花女》，还独自去北海坐了两个钟头，每天吃饭则到东安市场，花一角钱买碗羊肉面，再花一角钱买两个花卷或炒素菜。
5月9日的信中，萧红告诉萧军在北平找民房长期租住是有可能的，并已找到一处房子，只是要和人家共用一个院子，不是很方便，是否立合同需要等他来北平后再说。5月12日，萧军发出一封催促其南归的短信：“来信收到。我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如你愿意，即请见信后，束装来沪。待至六月底，我们再共同去青岛。”40年后萧军注释萧红信时说：“既然我一时不能到北京去，就决定要她回上海了。在那里像一颗飘飘荡荡的"游魂"似的，结果是不会好的。我很理解她好逞刚强的性格，主动是不愿回来的，只有我"请"或"命令"以至"骗"才能回来”。
萧红短暂的第三次北平之旅就这样仓促地画上了句号。
-文并手绘地图/本报记者 谭璐
-萧红图片提供/章海宁
萧红第二次来北京，短促而神秘，梳理不清的疑点也很多。她仍然是在二龙坑西巷的旧居，住了将近一个月又不告而别。
陆宗舜和萧红在家庭的经济制裁下，不得不从北平回到东北之后，萧红被囚禁在其伯父所居的阿城福昌号屯。当时的情景，萧红在散文《夏夜》中有详细的记载，但对她是如何逃出来的，却一直守口如瓶。流传颇广的说法是，在小婶和姑姑的帮助下，藏在一辆往哈尔滨送白菜的马车上逃了出来。
但据李洁吾的回忆，1931年萧红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显然和狼狈出逃的处境不相符。“这次来京，她穿了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狸子皮里的皮大衣。她还送给我一小瓶白兰地酒和一盆马蹄莲花。”不久，李洁吾又在二龙坑西巷见到了找到北京来的萧红的未婚夫。“三月末的一天，她突然到学校来找我，说是生活上有了困难，问我可不可帮她想想办法？我搜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才凑了不到一元钱，就全部交给了她。我问她生活得怎样，上学的事解决了吗？她只说目前都谈不到了……拿着钱走了，没再说什么。”“没过几天，我又进城去看乃莹，谁知耿妈却说："小姐他们走了，您不知道吗？"”而叶君的文章中提及，原哈尔滨法政大学预科的学生高原，来北平读书后曾到萧红的住处，聊谈中得知她的生活很贫苦，常常要拿几册书到旧书摊上卖，得些钱维持生计，每天从西单徒步去东四上学，连买电车票的钱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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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研究者章海宁说，萧红第二次来北平，目前资料极少，好多事实还不清楚。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萧红与未婚夫在一起，这些衣服是未婚夫汪恩甲给她添置的，最终又闹翻了，才又找李洁吾求助，但缺少文字材料的证明。研究者叶君推测，最终的情形，她可能还是和汪恩甲一起回到了哈尔滨。这次离开北平，彻底破灭了萧红的求学梦想。
此后萧红便开始在哈尔滨旅店落难之旅：怀孕、汪恩甲失踪、身无分文还欠债的困窘、向报社写信求援、与萧军一见钟情、直至开始写作生涯的人生轨迹。
一直以来这个未婚夫是反派角色，在萧红怀孕又欠旅馆很多钱的关头抛弃了她。“因为萧红在1980年以后，一直就被贴着左翼女作家、抗日女作家的标签，按当时的逻辑，妖魔化他的未婚夫，才能增加萧红落难的悲情，大家救助萧红才更正义，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考量。
“萧红的弟弟张秀珂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隐含地透露过这段隐情：汪恩甲与萧红同居，萧红怀孕后(未婚先孕)，汪恩甲再也瞒不住家里了，只好硬着头皮回家解决难题，被家人扣下。汪家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伤风败俗"、"未婚先孕"的萧红，萧红被迫与汪家打了一场官司，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在法庭上，汪恩甲为了维护哥哥的面子，作证说不是哥哥代弟休妻，而是自己的主张，法院判萧红败诉，从此汪与萧红从法律上解除了婚姻。
“汪恩甲在官司后，曾向萧红道歉，说他是为了保护哥哥，并不是真的不爱她。没有得到萧红的谅解。但大多数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个事实，后来萧红的一位同学在一次采访中做了披露，但遭到部分研究者的否定和激烈质疑。只有刘乃翘的《萧红评传》和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采用了这种说法。我接触萧红的家人，他们坚持认为，萧红当年确实与汪家打了一场官司。如果这场官司是确实存在的，那么，汪恩甲抛弃怀孕的萧红的说法，就应该重新思考了。”章海宁这样告诉我。
5 (来源：北京青年报)
(责任编辑：孟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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