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跨越

　　新华网北京1月22日电　《光明日报》22日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郝时远的文章《民主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跨越》。文章说，1905年1月，随同英军入侵中国西藏地区的英国《每日邮报》驻印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完成了他的“目击记”——《拉萨真面目》。

　　在这本书中，埃德蒙坎德勒认为那些藏传佛教寺庙中的供奉不过是“喇嘛实行恐怖主义的所有骗人器具”，是“整个僧侣政治的组成部分”。这种“僧侣政治”就是指政教合一。他将这种政治体制下的社会现状概括为“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也就是封建农奴制度。可见，进入20世纪的中国西藏地区仍处于政教合一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文章指出，20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性的巨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全中国和推进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党和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和平解放和逐步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对西藏地区也是如此。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其中明确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提出对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政府不加强迫，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的工作方针。

　　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维系官府、贵族和寺院“三大领主”根本利益的政教体制，这种以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共同执政的权力结构，无偿地占有着西藏地区的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社会的经济资源，支配着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利。直到新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取得了经济社会重大发展的条件下，西藏地方的社会阶级结构及其统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在此期间，党和国家对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支援和帮助。1952年―1958年，西藏地方的财政收入为39290万元，其中中央人民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为35717万元，占91％。以当时新中国的国力，这实属难能可贵。

　　但是，这些推动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无法有效地惠及西藏劳动人民。因此，实行民主改革不仅是国家的意志，而且已经成为西藏政教上层的开明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增强的自主意愿。

　　文章说，事实上，自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广大劳动人民对新中国的认识逐步加深，对国家民族、宗教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真实性逐步感受，对解放军、进藏干部和各类专业人员的真心诚意逐步理解，要求变革的愿望也日益增强。这种来自民间社会的人心向背，使顽固维护统治地位及其切身利益的“三大领主”势力感到万分恐慌。因此，从1955年开始，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就开始密谋策划，并于次年发动了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的武装叛乱。这些事实表明，西藏政教统治上层的顽固势力根本无视《十七条协议》的法律地位，但是他们对西藏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改革意识的觉醒却十分惧怕。因为这正是推进西藏民主改革的动力之源。

　　然而，顽固维护西藏政教合一权力体制和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势力，面对日益增强的政教上层爱国力量和日益觉醒的劳动人民，却做出了全面发动武装叛乱的极端选择，这就是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顽固势力发动的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十四世达赖喇嘛也由此走上了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流亡道路。

　　文章指出，1959年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教合一统治势力顽固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及其根本利益的必然产物，其目的就是反对西藏地区的任何变革，谋求所谓“西藏独立”。因此，“西藏独立”的话题自始就与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平息这场武装叛乱，则是维护祖国统一、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西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抉择。

　　同时，一直处于耐心等待的西藏地区民主改革工作也以“边平叛边改革”的方式全面展开。从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解散西藏噶厦政府之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开始行使人民的权力，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之后，雪域高原迎来了社会变迁的民主改革，百万农奴迎来了当家作主的人身解放，西藏地方步入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到1961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了伟大成就。这场变革，摧毁了“三大领主”统治势力和封建农奴社会的经济基础，废除了“三大领主”对广大农牧民的人身奴役与经济剥削；这场变革，使昔日的百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发展权，劳动人民成为西藏的主人；这场变革，使各级人民组织和基层政权得以建立，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发展；这场变革，推动了西藏地区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国家对西藏各方面的支援惠及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短短几年中，西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通过稳定发展的阶段，西藏地区以农牧业为先导的经济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1965年，西藏地区粮食总产量达到5．8亿斤，比1958年增长88．6％；全区牲畜达1800多万头（只），比1958年增长54．1％。同时，在基础建设、商业供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公益事业方面也取得了比民主改革前大幅度的发展。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进程中，筹备多年的西藏自治区于1965年9月1日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西藏地区民主改革彻底完成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西藏各族人民步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实现了西藏地区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

　　文章最后说，半个世纪以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已经成为历史，民主改革正是结束旧西藏历史的标志；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西藏正在繁荣发展，民主改革正是造就新西藏现实的开端。如果20世纪初年的那位英国记者面对今天的中国西藏，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呢？答案不言而喻：那个曾“暴露在科学面前”的黑暗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