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仇和逃避媒体 不愿形象符号化

   “媒体仇和”不是真实的我

　　——与仇和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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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自从被贴上“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这一标签后，仇和几乎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不断地逃避着媒体的追逐。

　　笔者：从您2004年露面《南方周末》以来，您的媒体形象，是一个染有“人治”色彩的改革者形象，有些强悍，不够民主。我们想知道，“媒体仇和”是不是真正的“公民仇和”？您的媒体形象和真实形象有没有差异？

　　仇和：“媒体仇和”和“公民仇和”当然有差异，而且有着巨大的差异。

　　“媒体仇和”是个“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而实际上，宿迁改革中的冲突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激烈，宿迁改革总体上是平稳的、有序推进的。至于外界所传有关我的一些“精彩”镜头、细节，其实有许多是子虚乌有、以讹传讹。比如媒体说我的形象中，有“酷吏”的一面，最典型的一个细节是，一个干部说我“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这个干部在回忆强行拆迁时，说铲车与公检法等部门的干部300多人，将老百姓甩到雨中。媒体描述了这个细节之后，接着引用了我说过的话，“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这样的描述，让读者看起来好像是我领着干部去拆迁。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去过拆迁现场，那件事我也从不知情，更不会从这件事中推导出“中国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必须遵循压缩饼干式的发展逻辑”。

　 “媒体仇和”是一个中性的仇和，有锐意改革的一面，也有独断专行的一面。我想，媒体是没有恶意的，也许只是出于文章表达的需要，有意无意间夸大乃至制造了某些冲突。他们表面上在写我，实际上在写中国，我只是他们借以透视中国改革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所以，我的形象就不可能不符号化，一个符号化的形象难免会失真。

　　虽然媒体说我是“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我自己也跟媒体说过，“不要怕改革起争议，也不要怕犯错误”。但是，我具体做事的时候，总是努力将争议降低到最小程度，尽最大努力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笔者：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治还不能完全摆脱，法治的诉求又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人治向法治过渡的历史时期，您似乎成了人治的代名词，以人治为要义的“仇和现象”成了新闻界和学术界探讨中国转型的标本。记者和学者认为您是有缺点的时代英雄，他们在肯定您的时候，总不忘提醒您注意民主，注意划清权力的边界。对此，您怎么看？您的权力边界应该划在哪儿？

　　仇和：我认为这是外界不了解我，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结果。我做事一向非常重视依法、遵规、履程，着力制度创新和治理，始终将权力运作约束在法律、政策和制度框架之内。

　　举个例子，你可能听说过，联想集团在洽谈收购宿迁玻璃厂时，总裁柳传志很有顾虑，听说我很“强势”，我的话常常比政策都“灵”，今天说“行”，明天也可以说“不行”，如果巨额投资砸下去，我的承诺不兑现甚至出现扯皮、刁难怎么办？后来，他在别人的解释、劝说下，才最终下决心投资宿迁。

　　媒体镜像中的我，是一个做事喜欢走极端，重结果、不重过程的人，我被贴上了“独断专横”的标签。即使是那些对我多有褒奖的报道，也不忘善意地提醒我注意民主，注意划清权力的边界。

　　对此，我想说，我做事一贯讲究民主。我在宿迁任职期间，北京的一位高级干部率考察组去宿迁考察我。他们找市里的干部谈话，范围很大。谈话结束后，问我怎么看待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我想，可能他们事先听到过我作风不民主的传闻吧。我说，民主集中制的关键不在于集中，而在于民主。你说是开会讨论的方式更民主，还是事先一对一谈话更民主？开会的时候，我是“一把手”，我表态过后，一般能有多少异议呢？可是，一旦我一对一谈话，交心，情况就不同了，不同意见就会真诚地表达出来。我做市委书记累，累就累在一对一谈话的民主上，从市委常委，到党政班子，到市级领导班子，挨个谈，挨个征求意见，你说累不累？可是，我们的改革能够稳定有效地推行，也得益于此。最后，考察组的问号变成了感叹号。

　　我做事特别看重制度。我做市委书记，做得最多的是制度创新。由于制度建设搞得好，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宿迁的女干部没有一个是我任命的。的确如此，她们都是经过公开招考、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公推公选的干部。

　　至于“强硬”，我承认确实有强硬的一面，但这种强硬主要表现在抓工作落实上，即制度执行环节。抓工作落实如果不狠一些，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怎么能推动工作？

　　笔者：对于您的施政风格，有人总结了三个字“急”、“大”、“狠”。您怎么看？

　　仇和：确实，我比较“急”。为什么呢？我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比喻：区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生产要素流向的竞争。在一定的区域内，生产要素就像倒一杯水，哪里低往哪里流。谁率先营造洼地效应，谁就能率先发展，形成先发效应，所以我比较“急”。

　　你与我交往多年，你知道，浙江经验对我施政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认真解剖浙江经验，我发现，其核心是打了“双差”，即改革打了时间差，提前15年搞市场经济；创业打了空间差，鼓励老板满天下跑。正是这“双差”，使浙江具备了发展的先发优势。要想在区域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必须打好发展的时间差、信息差、空间差、制度差，实现差别竞争，特色取胜。

　　为了抢占发展的先机，在区域竞争中，我做事向来崇尚“天黑赶路，天亮进城，领先一步，胜人一筹”。于是，当别的地方因财政困难还在等、靠、要，希望靠上级支持来完成公路建设时，宿迁却带头有偿借资，通过自身努力完成了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当别的地方还在寄希望于上级支持、布点完成工业化时，宿迁却把重点放在了招商引资上，通过撬动民资来推动工业化；当别的地方终于明白招商引资的重要性力拼优惠政策时，宿迁又把改革的触角伸向最为敏感的医疗领域、教育领域……

　　什么是抢抓机遇？当别人有时甚至是上面打瞌睡时，你率先把事情办了就是抢抓住了机遇。如果等大家都看明白了再动手，那抢抓到的肯定不是机遇，顶多是个机会，有时甚至连机会都算不上。沭阳在宿迁从一个最落后的县变成了发展最快的县，一定程度上，与沭阳抓住了很多机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至于说“大”，说的是我的改革力度“大”，指的是我不惜拿最为敏感的社会事业开刀。面对宿迁这样一个包袱极重的特殊市情，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轻装前进。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全面“接轨”市场，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至于说“严”，可能是说我对干部要求“严”。当别的地方如苏南富得流油时，宿迁却穷得冒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不可能直接去指挥农民该做什么，只有将发展的压力传导给我的下属。正如你们看到的，10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将干部逼向书本、逼向市场、逼向基层、逼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