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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位摄影师,找了一个小镇,在小镇上拍下了很多人的照片——有理发匠、售货员、闲坐在家的老太太、懵懂的幼儿——并且采访了他们,听他们说自己的故事。然后过了几十年,他又前去那里给人们拍照片,那些人继续诉说自己的故事——那是几十年历史的变化。
同事说,小镇人的生活真有意思,那种生活和我们现在的不一样。
苏童的小镇故事停留在许多中国人记忆里的1970年代。那条南方小街上一群少年的残酷青春,以及街坊邻居的生活百态,构成了这一本《香椿树街故事》。
在火车轨道边孤独了一辈子的扳道工,临退休前却扳错了道岔;本无事发生,只因一块肥肉而屈死的中年人;麻木本分的成年人,只用皮带和孩子交流;勤劳节约的中年妇女,同时又传播着流言,攀比着忌妒……
我也是在小镇上长大的。
整个1980年代,我都在一个小镇上成长,在那里度过了我人生最初的13年。小镇很小,只有一条商业道路,街上的人几乎都认识。走在路上,总要忙不迭地到处招呼:大伯伯、大妈妈、叔叔阿姨。搬家之后我就很少再回那个小镇。有一次和妈妈聊天,说到某个人,我说,这个人当时在镇上是不是有名的放荡,她的老公不在身边,勾搭了很多男人?妈妈有点诧异,她没想到那些小镇的记忆都在我脑海中,而且这些大人们当时不避着孩子说的话,原来都被默默地听进去了。
王安忆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一次谈话中说到苏童,她这样评价:苏童、余华这些人都是有虚构能力的。什么叫虚构能力?就是在现实之上自行构建一个存在。我对现在的孩子感到失望的地方,就是他们完全不虚构,只是描摹现实,甚至于他们的东西掉到现实以下去了。
人物的孤独、宿命意识都在苏童的小说中形象地展示着,但青少年是最可怜的一群人,他们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中属于被放养的一批人,自己寻求着生存的法则,自己寻找着生活乐趣。1970年代,不像现在,孩子们被人为地隔断了交往空间,那个时候,空间是开放的,在这样的空间下,人们会自由地组合成团体,在团体之外的人,就是寂寞孤独的。
或许苏童酷爱悲剧,他给予特写的人往往就是那些孤独的人,而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早已彰显,他们被忽视,被侮辱。
侮辱对于左林是司空见惯的,左林很少为受辱而生气,但他很好奇,为什么别人用了这么多的智慧和词汇来形容他的步态——有人说他走路像撒着尿,一路走一路撒;有人打赌说铁匠家的大黄狗能从他的腿裆里穿过去。还有一个人,在《刺青时代》这个故事里,他叫小拐:香椿树街的人们后来习惯把王德基的儿子叫做孬种小拐,孬种小拐在阁楼和室内度过了他的另一半青春时光,他因为怕人注意他的前额而留了奇怪的长发,但乌黑的长发遮不住所有的耻辱的回忆之光,孬种小拐羞于走到外面的香椿树街上去,渐渐地变成孤僻而古怪的幽居者。
看完小说,我想,幸好,我那13年的时光,过得并不孤独而残酷。
《香椿街的故事》苏童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