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伯慧痛批研究生批量生产 15年只带29个博士生

　　詹伯慧痛批研究生批量生产

　　学生论文乱写老师居然通融我真“佩服”

　　文/本报记者 夏杨 孙璇 图/本报记者 何奔 实习生 吴进

　　詹伯慧妙言

　　广东有些人不重视教育，“二世祖”不少，有钱人没文化，文化人没有钱，太悲哀，必须改！

　　其实我根本不会当官，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官。

　　我住的还是三十多年前盖的老房子，两个人住，够了。古人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我们现在既安且饱，又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还要求什么呢？人的思想境界很要紧，境界不同考虑问题就不同。这会影响人生的质量！

　　有的老师又招博士生又招硕士生，学生太多，怎么带得过来？怎么可能尽心尽力关心他们？学生论文不认真写，又怎么可以容忍？……我真是很“佩服”他们！

　　晚来之志

　　我虽然78岁了，但学术上还要“从头越”。我希望《中国语言文字大辞典·方言卷》80岁时可以搞出来。这个任务摆在面前，我可以“退”，但不能“休”！

　　人物介绍

　　詹伯慧

　　1931年生，广东饶平新丰镇人。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和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历任武汉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30年，1985年任暨大复办后首任文学院长，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香港大学中文系和语言学系名誉教授。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詹教授从教56年来在汉语方言、汉语辞书、汉语应用和汉语规范等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

　　78岁，从教56年；著作等身，研究一辈子方言，编了半辈子辞书；当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语言学家，中国方言学的领军人物……他，就是暨南大学教授詹伯慧。

　　詹伯慧的人生基本上都在学校度过：在中山大学学习四年，分配到武汉大学30年，再调入暨南大学25年。前不久，他从教5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暨大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学界同侪、弟子及仰慕者前来拜谒，济济一堂，桃李春风。在汉语学界，“詹家军”的名头很响。

　　细数生平

　　●在中山大学

    得遇王力定人生基调

　　七位同窗个个是好汉

　　羊城晚报：您是当今汉语方言学界的领军者，听说您走上这条路跟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有很大关联？

　　詹伯慧：我是王力先生带入门的。中山大学原来没有语言学专业，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王力先生从西南联大回北方，路过广州。当时的中大校长王星拱有个习惯，只要有人才从广东路过，他就会成为“拦路虎”。他极力挽留王力先生，游说他当中大文学院院长。王力也不是吃素的，跟他讨价还价：“留我可以，但我要办个语言学系。”王星拱欣然应允，于是，这个系从1946年办到1954年，后来并入北大，前后共八届。当时我们班上有7人。

　　羊城晚报：听说你们班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詹伯慧：其中三个分到了高校，我到武大，30年后又调到暨大；唐作藩到北大，现在还在那里；许绍早去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大）。欧阳觉亚、饶秉才和麦梅翘去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其中饶秉才后来也到暨大，退休后定居美国），王豫远去了中南民族学院。我同班同学就这么几个，不多，但确实都颇有出息。

　　●在北京大学

　　又遇袁家骅钟情方言

　　会客潮粤诸语有优势

　　羊城晚报：您现在是中国方言学的领军人物，但听说您从中大毕业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方言学研究，您也没去研究方言？

　　詹伯慧：我主攻方言，还是和王力先生有关。王先生回北京后，念念不忘我们这几个学生。1954年，北大首次在全国开设方言课程，就是我后来的恩师袁家骅教授开的。王先生对他说，我有个学生，现在在武大，方言基础不错，你是否可以接收他？因此，我就有幸在1955年从武大到了北大进修。这为我以后搞方言学奠定了基础。我在方言学有较好基础，我在家里同父亲讲客家话，同母亲讲潮州话，又在广州粤语环境里生活，天生有优势嘛！

　　●在东京大学

　　贪玩学者玩转日本国

　　《东瀛游记》证逸兴

　　羊城晚报：我们一直以为像您这样的大教授肯定很严肃，但翻看您的履历，却发现你很爱“玩”。您当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期间，去过日本很多地方？

　　詹伯慧：去日本是教育部推荐的：1980年，日本东京大学有个中文教师的位子，原来由一个台湾人担任，退休了。田中角荣访华后，中日建交，东京大学决定不再找台湾，想请中国教育部推荐专家过来。教育部于是选到了我。

　　在日本，我工作任务越重，越要抽时间玩。当时我一个人在东京大学，教五门课，只要礼拜天没事，我就出去玩玩。后来香港文汇报曾敏之先生约我写专栏“东瀛杂记”，我连续写了40多篇，后来武大出版社抢着出版了，首印过万册，1989年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日本面面观》。

　　●在暨南大学

　　当官本来便勉为其难

　　不当一身轻松不失落

　　羊城晚报：您1983年调到暨大后，马上就当了“官”？

　　詹伯慧：到暨大第二年，学校要与世界接轨，新成立文学院与理工学院。那时不像现在，有20多个学院。中文、新闻、历史、外语、社科等都在文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都在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是相当副校长的级别。其实我根本不会当官，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官，但当时我是最年轻的教授，又到日本东大做过客座教授，学校领导好说歹说，要我担任文学院院长。我只好勉为其难。

　　羊城晚报：退休了，不当“官”了之后有没有感到失落？

　　詹伯慧：我本来就没想当“官”嘛，哪会有什么（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