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辽源试点看守所巡视制度防逼供

　　6个月，20个人，32次访谈。2008年，一项旨在遏制刑讯逼供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在中国东北小城吉林辽源试点。社会巡视员和在押人员面对面沟通，将“公众力量”引入对看守所羁押情况进行监督。先行的探索，留下细节的经验。今年，试点将在山西晋中和江苏张家港继续推进。在约束人自由的地方，权益和尊重同样被重视和提倡。

　　与羁押人员面对面

　　惊讶，是李桂芝第一次走进辽源市看守所的最强烈感受。

　　“看着挺透亮的。”李桂芝说。高高的围墙、黑暗和暴力，那些曾经借助电影构建的对看守所的神秘想像，一下子被打破了。

　　2008年4月3日上午，作为吉林辽源首批羁押巡视员，李桂芝和搭档王龙，生平第一次走进看守所。

　　“下来视察”，李桂芝并不陌生，作为辽源市的政协委员，她经常有机会到各个部门考察工作，听取汇报。不过，这一次不同，她要和看守所的在押人员，进行一次面对面的直接交流。

　　面对面，让李桂芝有些紧张和兴奋。“平常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特别好奇。最想问他们三个问题：受不受虐待？能不能吃饱饭？有了病给不给看？”

　　去之前，李桂芝特意穿了正装，“为了表示尊重”。

　　在参观了食堂、医务室后，李桂芝在看守所提供的一个30余人的名单里，随意点了一个人的名字。

　　之后，一个20岁出头的男青年被带到了访谈室，“看着很莽撞”。

　　访谈室不大，只有10平方米左右，墙壁刚刚装修，白得有点耀眼。

　　隔着一张蓝色的桌子，三个人面对面坐下，一名检察院的驻所检察员同时在场。

　　“我是辽源市004号羁押场所巡视员，来了解你们的权益保障情况，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我们反映。”李桂芝先做了自我介绍。

　　她停顿了一下，没人说话。李桂芝觉得气氛有些拘谨。

　　“第一次巡访，怕问错了，不知道该怎么切入。”李桂芝说，尽管培训人员已经事先进行了访谈现场的模拟训练，但临阵还是有点紧张。

　　她干脆照着事先发的访问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念。

　　“平时饭能不能吃饱？”“能吃饱，早上一碗大米粥，两个馒头，一份小菜。”

　　“能洗澡吗？”

　　“没有浴室，可以用水管子放水。”

　　……

　　问卷问题设计得很细致，小到厕所有没有异味，大到是否进行了提外审、具体的时间和次数、是否被打骂。

　　用了近40分钟，三个人才谈完。“总怕问漏了，或者问了不该问的。”李桂芝说。

　　这一天，她和王龙一共巡访了3名在押人员，用了两个多小时。

　　划定的公众

　　李桂芝和王龙的这次巡访，是辽源市将封闭的看守所纳入公众监督的视野改革的第一次实际操练。

　　这项发端于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们引进中国，并在辽源首次试点。

　　20名“公众”巡视员，在2008年3月1日拿到了聘书。他们当中，有7名市人大代表、7名政协委员、6名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他们的职务分别是医院院长、矿业集团书记、社区主任等，属于辽源市的“上层人物”。

　　辽源市龙山区南康街社区主任李桂芝，经过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的推荐，成为巡视员之一。

　　“在巡视员的选择上，我们采取了组织推荐的办法，巡视员的身份，也不是社会上的普通人员，而是经过组织推荐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辽源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文生说。王本人和其领导的检察院，是此次辽源试点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这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和现有法律的融合，是一个重要原因。

　　“看守所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法律没有明确写普通老百姓能不能监督，却规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监督和视察，我们利用了这个法律规定。制度创新如果不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很难推行。”王文生说。

　　巡视员的能力，也是考虑的因素。

　　“巡视员还要有一定的访谈能力和法律知识，只带着好奇心来的普通老百姓，未必能真正发现问题。”王文生说。

　　为什么采用组织推荐而不是自由报名的方式？

　　“这是我们熟悉的一套工作方式，依靠组织，考虑问题更全面，效率也更高。”王文生说，在制度设计时，就没有考虑自由报名的方式，“毕竟我们是试点，考虑要把这个事情进行下去，要尽可能地减小它的难度”。

　　代表们的独立性

　　由政府机构推选产生的“公众代表”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程序的设计，尽可能让这种独立性得到保障。

　　访谈时，要有两名巡视员同时在场，互相监督，还要有一名检察院的驻看守所检察员同时在场，“监督监督者”。

　　访谈时间和约谈对象的随机性安排，更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我和王龙谈得来，我们自己凑成一个小组，商量好时间，提前一天给办公室打电

　　话，一般都能安排。访谈对象是我们根据看守所提供的人员名单，现场挑。有时候，走到一个监舍，看谁合适，我们当场提出要和他谈，也能满足。”李桂芝说，去年一年，她和搭档王龙一共访谈了5次。

　　“说实话，也没有特别的办法，更多的是一种对巡视员的信任，依靠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责任感。”巡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永江说。

　　“去巡视的时候，我是一名普通的医生，而不是一名院长。”辽源市中医院院长、巡视员王龙说。

　　并不是所有巡视员，都对自己的角色有如此的定位。

　　在辽源市检察院提供的总结材料中，巡视员们习惯性地用“领导”称呼他们的监督对象——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多数人对检察院给予他们这次当巡视员的机会，表达了感谢。

　　“如果真的发现了刑讯逼供，您是否敢如实地写在报告上？”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巡视员王龙略停顿了一下。“应该是敢，这没有什么不敢的，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

　　“有没有人向您反映刑讯逼供的问题？”

　　“刑讯逼供倒是没有，就是有的人说，在进看守所之前，有警官对他推推搡搡的。不过，这些都是很难判断的，推推搡搡也很难避免。”王龙说，最终，他并没把这个情况写在访谈记录上。

　　巡视试点课题负责人：争取建真正独立巡视制

　　在押人员的压力

　　辽源市看守所里的400余名在押人员，是王龙可能的访谈对象，也是刑讯逼供可能的受害者。

　　每次访谈前，王龙都会问访谈对象：“知道羁押巡视制度吗？”

　　多数人都茫然地摇摇头。“我们没有提前和在押人员讲这个事，他们都是访谈的时候才知道的。”辽源市看守所教育科科长范建设说，“不告诉他们，也是为了不给他们压力，访谈了几次以后，各个监舍就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研究人员试图通过程序上的完善，尽可能减少在押人员的心理压力。

　　根据羁押巡视制度的规定，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在访谈时必须回避，访谈现场不录音、不录像。访谈记录，看守所人员也不能查看，直接由访谈员交给检察院的巡视员办公室，由其将问题汇总后，反映给看守所的负责人，大一些的问题，还要召开协调会。

　　“巡视员反映的问题，我们一般不马上向看守所反映，以防看守所对号入座，对访谈人员造成压力。”巡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永江说。

　　几次访谈以后，王龙也对自己的工作对象进行了分析。“他们有未决犯，也有已经判了刑的，还有一些重刑犯，不同情况，心理状况也不一样，不同性格的人，说话也不一样。”

　　“他们一开始比较紧张，后来慢慢说话就自如了。”李桂芝说。去年一年，她一共到看守所巡访了5次，每次都在改进自己的访谈技巧。“我们得让他们觉得受到尊重，营造一个轻松的谈话氛围，他们也就愿意说话了。”

　　“为了让他们觉得温暖，我一般先唠唠家常，一些问题也不问得那么直接，他们也越来越信任我们，有的人还主动向我们反映问题。”李桂芝说。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向她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

　　被监督者的意见

　　坐落在辽源市区2公里外的辽源市看守所，是此次试点的“被监督对象”。这座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有46名干警、日常监押400余人的看守所，在2008年接受了检验。

　　试点开始前，为了了解看守所的意见，课题组特意进行了一份不记名的问卷调查。

　　被调查的21名干警中，支持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的有9人，不支持的有5人，无所谓的有7人。12名不支持或无所谓的人，多半是担心制度会流于形式，更担心巡视员不了解看守所的工作，胡乱插手看守所的管理，对看守所工作带来不便。

　　“看守所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2008年，在我们这儿，中央、省里交办的大案要案嫌疑人比较多，暴力倾向人员较多，担心会跑风漏气，影响案件的审讯。巡访员和在押人员的安全也是个大问题。”看守所教育科科长范建设说，“出了事，我们没法承担责任。”

　　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当李桂芝和王龙第一次到看守所巡访时，看守所做了些安排。

　　“我们提供的名单，是已经判了刑的人员，没有提供所有在押人员，担心泄露案情。”范建设说。

　　这个“手脚”，被同时前往的巡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发现，这次巡视，因此被当作试巡视，排除在总的巡视次数之外。检察院同时和看守所进行了沟通。

　　“我们做这个事情有个便利，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局长，他一支持，我们的很多工作就好做了。”巡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永江说，“看守所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得执行。”

　　为了解除看守所的担心，20名巡视员接受了严格的培训。

　　“我们在访谈时，特别注意保守秘密，涉及案情的，一概不能问。”李桂芝说，这是培训人员强调最多的一个原则。“有时候在押人员自己和我们提起他的案情，我们也都不接话。”

　　几次安全的巡视后，试点得到了看守所的支持。

　　“以前社会上对看守所的印象，都是很黑暗的，我们怎么说也没用，巡视员来看了后，到社会上一宣传，也让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展现。”范建设说，另外，巡视员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也让他们有了反映问题的特殊渠道，“我们的一些困难，他们也能帮着反映，我们说一百句，也比不上他们说一句”。

　　目标是反刑讯逼供

　　“监舍狭小、厨房卫生条件较差、入所体检不健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王龙和李桂芝给看守所提出了这样三个意见。

　　两个月后，他们得到了反馈，看守所已经投入了10万元，开始建设新的食堂。正在建设的新的看守所，也修改了图纸，扩大监舍面积，增加淋浴设备。

　　参观过英国看守所的王龙，在参观了新建的辽源市看守所后评价，“英国的条件也比不上咱们的”。

　　据辽源市检察院提供的资料，和王龙李桂芝组合一样，在近一年的多次巡访中，20名巡视员反映的多是食堂脏乱差、监舍面积小、洗浴条件不好等在押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较少有人反映刑讯逼供和执法人员滥用暴力的问题。而反刑讯逼供，恰恰是制度设计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客观上讲，刑讯逼供较多地发生在审讯和提外审阶段，看守人员对在押人员刑讯逼供的比较少，没有这个动机和必要。”辽源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文生说。

　　而此次辽源进行的试点，将监督范围划定在羁押场所，并不涉及公安机关的刑侦部门。

　　阻力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试点开始前，课题组对公安局刑警队办案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作了10份问卷调查，支持的1人，不支持的7人，无所谓的2人。办案人员对试点总体持反对意见，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认为羁押巡视制度会妨碍刑侦工作，增加被羁押人员翻供的可能。

　　“不过，如果真在审讯阶段发生刑讯逼供，在押人员也可以向巡视员反映，我们也会进行调查，要求侦查机关说明情况，严重的要立案调查。”王文生说，羁押巡视制度，除了发现刑讯逼供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预防刑讯逼供。“遏制刑讯逼供是一个综合工程，光明和透明能消除实施刑讯逼供的机会。”

　　改革的缓冲阀

　　57岁的辽源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文生，是此次试点落在辽源的主要推动者。

　　由于在吉林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经常参加一些学术性会议，王文生才及时了解到这个项目。其在辽源检察院已经推行了近6年的人性化执法改革，也让辽源赢得专家组的信任，使试点最终在辽源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中国东北小城进行。

　　“王检察长是个特别重视理论学习的人，他自己学了些东西后，就想在实践上应用。辽源虽小，但很多理论实践却走在全国的前列，现在很多全国性，甚至国际的学术研讨会，都在辽源开，也提高了辽源的知名度。”下属刘永江对王文生的评价，注解了辽源这样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城如此积极推动司法改革的动力。

　　学者型的王文生，却非常讲究改革的策略。

　　“我们做的是一个制度创新的事情，创新就意味着不断遇到问题，很多事情要考虑周全，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否则再好的事情也可能做不下去。”王文生说。

　　他认为，目前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选择监督员，就是改革的一个缓冲阀。

　　不过，他更相信，制度本身的生命力，是改革能推行下去的决定性因素。

　　辽源进行羁押巡视制度改革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很多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河南省驻马店市和江苏省张家港市还专门派人到辽源考察推广的可能性。

　　另一些人对辽源是不是在作秀提出了质疑。

　　对此，王文生并不担心，“我们试点的目的，就是让公众监督，遏制刑讯逼供，我们本身当然也欢迎社会各界的监督。”

　　本报记者刘薇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