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告老师反革命：单向灌输导致的悲剧

　　默客

　　华东政法大学闹出两名女生去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告发其老师杨师群教授的“闹剧”。之所以说是闹剧，盖因这事实在滑稽兼可笑。但后果却可能严重，据称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

　　两女生为何告发老师？按杨教授的说法是，他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时，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批评政府等内容，曾引起该两名女生的愤慨和指责。

　　可悲！确实可悲！不过也许不只是这两名女生的可悲，可悲的兴许还包括杨教授自己，甚或还不止于此。

　　必须指出，鉴于目前披露的信息并不完整，例如杨教授究竟在讲堂讲了什么，听课学生当时反应如何？其间是否有过交锋或抗议，两女生又在何种情况下而去告发的等等，这些信息都未有透露，故而在眼下实难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正因如此，匆忙做出事实层面的判断是不合适的，而据不完整的信息而做出价值的判断和讨论似乎也让人置疑。

　　先撇开“立案侦查”一环不说，仅就学生“告发”老师而论，也许够不上什么学术独立、言论自由这等宏大叙事的高度，也可能谈不上什么“告密文化”、斗争哲学的卑劣。这件事本身兴许首先是由“单向教学”方式及其引起的争议没法妥协而导致的结果。

　　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权利的缺失。这种权利缺失的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在教学活动中的被动接受是其一。学校、老师所采用的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不管台下学生是否赞同老师的授课内容和学术观点，学生似乎都难以获得挑战老师或与老师平等交流、辩论的权利保障。一些教师也许根本没有这个意识，甚至对学生的挑战和辩驳十分抵触以至于剥夺学生的这种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学生也未必有这种挑战师长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这样，单向灌输的教学方式畅行无阻，一些教师也视此为理所当然。不管是灌输“愚民”、“愚忠”、“盲从”的教育，还是进行文化批评、权利普及的所谓“启蒙”教育，都习惯成自然地采取了相同的单向式教学。

　　这种单向教学的致命之处在于，由于教学过程中缺乏平等交流和辩论，一旦出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就某些教学内容或学术观点的而产生分歧时，不对等的话语权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以弱者一方的压抑而结束，始终没法在教学过程中消弥双方的分歧和裂痕，久而久之，在分歧加剧、矛盾积累之下相互冲突的火苗潜滋暗长。此时，如果占据话语强势的一方不能及时体察弱势一方的困惑和不满，依然采取强势话语进行进一步的压迫，以致让弱势一方认为没法通过正常途径（如平等的交流、辩论，或者老师的释疑）解决其被长期压抑的焦虑之时，那么弱势一方则可能选择其他不对称的、非正常的方式来表达和释放其诉求，以期达致其渴望的“正常状态”，于是诸如告密、告状等非正常手段就出现了。

　　回到学生告老师这事上，假设杨教授屡屡在授课时批评中国文化和批评政府，而且已经引起了部分同学的不满甚至已经提出商榷、质疑或抗议，但占据话语强势的杨师群教授听而不闻、依然故我，既没有跟学生作进一步的交流或辩论，也没收敛自己的观点表达，甚至对学生的不满茫然不察，或者虽然察觉却未重视，从导致矛盾尖锐、恶化，那么杨教授也应当进行深刻反思了。从该两名女生愤慨指责杨教授时“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的激昂和动情来看，也许在她们看来杨教授的观点（还包括其讲课、做法）已经令其忍无可忍了。然而，杨教授面对这种局面却只是直截了当地回应：“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如此回应既显生硬、粗暴也显得有些傲慢，只会加剧和激化双方本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两女生最终选择告发老师，或正与双方矛盾激化有关。

　　若果真这样，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杨教授被学生告发也许并不冤枉，其本身也负有责任。真正冤的是，“告发”一事被立案侦查及其后不容乐观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