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关闭
这是中国传统的牛年，也是五四运动90周年、建国60周年……或许这个牛年具有很多特殊的含义。然而，世界金融风暴仍然没有过去，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发展，国人注定要度过相当困难的一年。
在面对困难与逆境之时，我们总是可以从传统文化中信手拈来“同舟共济”、“团结一致”、“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等等成语。
克服时艰固然需要树立一种共同的信念，而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具备同舟共济的共同意识，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由此，我们不能不正视近年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分化与断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风险。
在过去两年中，精英与草根的对立成为最显著的社会景观。矛盾的激化始于2007年初。当年，吴敬琏在两会上炮轰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一言既出，这位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老人成为众矢之的。到了夏天，茅于轼因“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精英治国”论而引起巨大的争议。在2007年尾，张维迎又因“大学涨学费对穷学生有利”而再次引起争议。到了2008年,中国社会精英与草根的矛盾则激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公共意见的对立在逼捐王石、范美忠临震先跑、秋雨含泪、掌掴阎崇年、茅于轼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山寨文化大批判乃至一系列的十教授上书事件中频频现身，而在高房价的背景下不少房地产商的救市、挺市言论，以及股市暴跌引起的救市与唱空之辩，激发了一场商业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短兵相接。对此，有受争议人士认为，之所以会引起争论的罪魁祸首有二：一是左派捣乱，二是民粹主义非理性发作。然而，却鲜有受争议者反思自身言论中所流露出的精英主义的傲慢，而这也正是草根炮轰精英的焦点所在。
纵观这场持续发酵了两年的PK，草根的矛头直指商业精英与知识精英两个群体。民众最为反对的是知识精英与商业精英联盟，知识精英利用“窃取”的公众话语权而为商业精英的利益代言，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并进而侵害民众利益。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以及缺乏有效的证据，草根对精英的批判与攻击，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以及盲目性。这也令某些遭受争议的知识精英感觉非常委屈，认为是无妄之灾，拒绝对话甚至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试图让舆论消音。这反倒在社会上令精英与草根之间的隔阂愈来愈深。尽管，争论的人事繁多，但错综复杂的表象难以掩盖争议的核心是利益之争，是话语权之争。其直接结果是导致民众对精英的认同不复存在，精英为民代言的“合法性”丧失。
这场草根与精英的对决之所以发生，实属必然。首先，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方利益博弈的必然，利益冲突与意识对立在公众视野中更加明晰。在民众看来，在近年来的房价狂飚、通货膨胀、股市暴跌中，其利益受损者地位并没有改变，他们对精英把持改革话语权产生了失望甚至不满。
其二，在缺乏正常的利益代言机制下，民众与精英的决裂非常正常。由于缺乏正常的利益代言渠道，知识精英实际上也缺乏真正的为民代言的合法性。过去三十年间，民众对知识精英的信任主要是基于文化传统以及习惯，而知识精英为民代言、为民请命等也主要依靠自我道德约束。这种缺乏法律与制度基石的代言关系，注定是脆弱的。另外，中国知识精英的独立性又是最成问题的，不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要在体制内生存，而且很多知识精英偏偏又长袖善舞，在宦海、商海沉浮。所以，在利益矛盾激化之时，民众抛弃知识精英亦属正常。
其三，互联网时代以技术进步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屏障，使民众的自我启蒙成为可能。这既动摇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启蒙者的地位，以及其作为社会启蒙导师的权威。互联网既从技术手段上削平了身份的高度，也通过提供海量信息，打破了精英及教育机构对知识的垄断。网络使公众获得了接受信息以及意见表达的双重主体地位，这就带来了众声喧哗，知识精英的声音无论再响亮，也只是淹没在其中的一种。在一个民众可以进行自我启蒙的时代，精英自然不可能继续高高在上。
奥巴马在就职典礼上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因面前的任务感到谦卑。”这与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当是一个意思。牛年到了，应对严峻的社会形势，草根与精英未必达成共识，但精英保持谦卑的姿态，俯身向下，却是消除对立，走向和解的开端，也是认清现实，找到对策的必须。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