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穿白大褂的“邮局局长”

　　穿白大褂的“邮局局长”

　　——专访第25次南极科考队队医

　　本报记者范宁发自南极

　　吴松笛关上挂着“中国邮政”牌子的门，包里揣着科考队员寄给家人的信件和明信片，坐上开往智利站机场的车，这是他来到南极长城站两个月来常做的一件事——收发信函，科考队员们送他一个响亮的绰号“吴局长”，但他含蓄一笑说：“其实我只是个邮递员。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在长城站扮演着邮差和医生两个角色的小伙子说，科考队员的家书能送到，科考队员身体很健康，他就非常开心了。

　　网络取代不了书信

　　去年12月5日，临床医学出身的吴松笛作为第25次科考队一员抵达南极长城站，接过了生活栋一楼中国邮政那间办公室的钥匙。他的工作是将队员们给家里寄的明信片、书信送到智利站的机场，经由智利寄往中国，然后接收寄到长城站的信。他说：两个月间，他平均每两三天就往机场跑一趟，20多个来回寄出了上千封信件，因为寄到中国、回信南极往返均需要4周，所以目前他还没有收到过队员家属的回信，有些队员也问信什么时候到，大家都在等待着。

　　吴松笛见过的最长的信有两三千字，打印纸印了好几页。他自己来的第一周就给家里写了信，两个月来，他发出了近80封书信和明信片，“以前在家里我很少写信，在这里，我觉得每写一个字都会倾注自己的感情，一封几百字的信家人会很关注。”他给老婆写信，笑着说“那不是情书”，是关怀，让家人能感受到。

　　2009年1月1日，长城站网络架通，很多人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家人联系，吴松笛说，在这里网络无法代替倾注了情感的手书。

　　长城站一戳难求

　　当“邮局局长”两个月，吴松笛收到过20封来自世界各国集邮爱好者的信。“大多来自欧洲，英、法、列支敦士登等地，也有韩国和中国的爱好者。”他说，“这些爱好者都是极地邮品收藏专家，比如欧洲的爱好者会寄来一个贴着智利邮票的信封，请求我们给他们盖长城站的邮戳和纪念戳，他们对这些纪念戳的形状了如指掌，连盖戳的位子都留好了，非常专业。”吴松笛笑言，相比之下中国的爱好者还不够专业，寄来的信封上贴的是中国的邮票，无法在智利邮寄，所以科考队会把这些信封保留，等科考队员回国的时候带回去。

　　因为来自南极的邮戳太珍贵，一些寄回国内的信很难送达对方手上，“科考队员寄出10封信，家人朋友可能只能收到六七封。”吴松笛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家人都很期待我们的消息，所以信能顺利抵达家人手里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邮政局长也是医生

　　吴松笛从第四军医大学硕士内科专业毕业，主动报名来到南极站，他自觉邮差不过是生活中的百分之一，更多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名医生，在站上的医务室，浓烈的消毒药水味伴随着吴松笛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两个月中，吴松笛处理了八九十件感冒、外伤等小病小痛，他说最常见的就是消化道疾病，水土不服，加上饮食中蔬菜水果少，队员工作任务繁重，肌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疾病，“队员身体出现问题，经过我的治疗好转痊愈，我就非常有成就感，目前长城站考察队员的身体非常健康。”他说，比较严重的一次是一个队员长了疖子，连续用了一个星期的药，“我希望我这个位子是最轻松的，这证明大家的身体都很好。”

　　“收集信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工作，主要是能帮大家做一点事情，帮助大家和国内沟通，我希望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从国内到南极来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说的意义都不同，我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