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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胡启立在一杂志上撰文回忆1984年他主持调研和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说他本人曾带着文件起草班子成员历时半个多月，辗转了4个省调研，开了近百场座谈会。约有一万人次以上参加讨论了这一文件，反映了许多真问题。
文件起草组征求多方意见，先后十易其稿，才将文件提交全国教育大会学习、讨论。
胡启立说：“那时起草一些重要文件，不是个别或少数人出个题目，然后找几个秀才或笔杆子关起门来搞，而是大张旗鼓，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党，要讨论决定什么问题，然后集全党全国之思想智慧，各种思想，各种意见反复比较，最后才作决定。”
此次，中央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也很正式地广而告之，希望听到社会各界的宝贵意见，体现了开门调研的姿态。公众关注教育的热情被激发，但也有不少人冷眼旁观甚至持怀疑态度。鉴于此，我很乐意，而且觉得有必要借用胡启立的这段话，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意见认真地反映给《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期待此次“广纳群言、广集众智”，不是走过场、搞应付，而能突破部门利益的限制，拿出不同以往的魄力、远见和虚怀若谷的胸怀，诚心汲取社会各界的真知灼见。
温家宝总理和刘延东国务委员分别担任了《规划纲要》领导小组组长和工作小组组长，并由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出任两个小组的委员，这至少说明：《规划纲要》的制定是举国之事，需各个部门共商大计、协调推进，非教育部一部所能为。
对中国教育而言，这是一次辨明是非、突破发展瓶颈的机会，有关方面应本着对国家发展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到《规划纲要》的调研、起草中来。面向2020年的《规划纲要》将指导未来12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它应当是科学与民主的产物，理应充分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项冠以“改革与发展”之名的政策，若不能对现有的被公认为阻碍了教育发展的既得利益做出调整或削弱，就很难让多数人满意。
首要的，是要尊重并倾听各方的利益诉求。与教育相关的利益方包括教育官员、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企业等用人单位和教育学者等等，这其中，又能细分出各种不同的群体，如何让他们尽可能广泛、充分地参与和表达，是一个大问题。比如那些对教育有真研究并保持相对独立、敢于发表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学者，能否成为起草者的座上宾？
按照官方发布的消息，设立在教育部的《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组成了100人的咨询专家队伍，其中38人来自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36人来自教育领域，有9人为海外专家，9名主持制定省级规划纲要的主管省长和8名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这个能够直面决策层的咨询队伍所拥有的影响力，远非散兵游勇似的建言者所能比，后者的声音要被决策者听到，很不容易。如果这支重要的队伍中没有学生代表、没有广大的农村教师代表，是不是一种缺陷？
经常有一些教育官员傲慢地批评别人“不懂教育”。这种观点几乎成了一些官僚拒绝视听的说辞。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正是那些“不懂教育”的人有力推动了教育改革。美国企业界作为制衡利益集团（指教育界）的力量，积极参与和组织了5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并在多次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极端的体现是，美国在2006年评选出近10年来影响美国教育的十大人物，没有一位教育界人士，比尔·盖茨则雄居榜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制定《规划纲要》，就有必要充分听取教育系统之外的意见。当年，胡启立就在调研中“请省经委、计委、政法委等一些部门管干部和人事的同志，从用人的角度来谈教育改革”。
不可否认，此前一些教育政策的制定，只是少数教育界人士关起门来玩的游戏。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在去年两会期间就批评高考改革，称公众“不知道为何要改，也不知道效果如何”。此次，《规划纲要》的制定仍然要警惕少数人闭门起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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