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灵老师，个子不高，人也比较清瘦，一口带有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在我们法律77级的任课老师中，沈老师是比较晚讲授的一位，是我们在读大三时他登场的。当时，他给我们讲授了选修课《现代西方法律哲学》。
在我们读大二、大三(1979、1980年)时，由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所以对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包括法律哲学，都还是非常陌生的。
既没有教材(北大张宏生老师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统编教材《西方法律思想史》是1983年出版的)，也没有参考书(沈宗灵老师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是1984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中虽馆藏有一些西方法学大师的作品，如狄骥的《宪法论》、格老秀斯的《国际法典》(《战争与和平法》的节译)等，但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当沈老师在课堂上系统讲授西方各位法学家的法学作品和法律哲学思想时，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由于我在读大学之前，曾在乡政府机关工作过三年，受到过快速记录的基本训练，所以，在沈老师的讲课过程中，我几乎将其每一个字都记录了下来。可以说，我的听课笔记，是当时全班最为齐全的。它不仅为当时班里的其他同学所利用，而且还让后来华政的法理教研室的一些老师受益。
1982年我毕业考入华政读研究生后，给我们上课的一位法理老师向我借了这本沈老师的讲课笔记，进行备课，写出讲稿，然后再给我们上课。当然，平心而论，沈老师的讲课内容我虽然是全部记录了下来，但对西方法学家的法律哲学思想当时尚未能深刻理解和领会。
沈老师平时话不多，也不苟言笑，比较严肃。给人感觉是比较清高，非常儒雅，但他为人非常诚恳，非常热情。他专注学术创作，惜时如金，但对我们学习上的要求一般都能予以满足。当时，我曾去过他家里几次，向他请教一些法理学学习上的问题。每次，他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耐心地回答我的各种问题，包括有些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幼稚的问题。
毕业以后，由于我和沈老师从事的不是一个专业，所以在学术会议上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偶而有过几次，也只是远远地点点头，就算是打过招呼了。有时我怕他忘记了我的名字，上前握手时刚要自我介绍，他就会马上说：“我知道，你是何勤华。你导师徐轶民老师最近身体好吗？”弄得我非常感动。到北京出差时，我也曾去过沈老师家中几次，他还是老样子，埋头于编书、写书之中。有时，也会和我谈谈国外法哲学界最新的一些动态，对有些法学家作出一些他个人的评价。
沈老师是1923年出生的，现在已经是一位85岁的老人了，也曾有过一次小中风，但他身体恢复得还不错，思维也非常清晰。作为一位留学美国的正直的法科知识分子，他在1957年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划为“右派”，但他对此看得很平淡，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在政治上出现一点波折，都是正常的。
我愿将这一篇小文献给他，祝沈老师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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