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满荒诞”
—— 专访导演宁浩
他称自己并未在电影中有意营造荒诞的氛围，但由于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细微观察，那些顺手拈来的荒诞场景自然而然显出与社会的同构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特约撰稿王菲宇 北京报道
有人认为电影《疯狂的石头》是2006年蹿出的黑马，300万投资揽回2000万票房，一不小心撞了大运；其实这可能全在导演宁浩的预计之中——早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他已在不断思考：中国人到底要看什么样的电影？
“石头”式的黑色幽默是宁浩千挑万选出的类型。
“我做任何事情都打四个格子，分轻重缓急。”2009年1月11日，宁浩面对《望东方周刊》记者在空气里画出个“十”字。在他看来，最应该做的事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最紧急的。“对中国电影来说最紧急的事情就是培育市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从这个原则出发。”
几天后，他的新片《疯狂的赛车》将在全国上映。
这部延续了《疯狂的石头》类型的作品拥有更复杂的情节和更搞笑的内容，三条主线、六组人马疯狂地扭在一起。为让如此复杂的故事滴水不漏，宁浩称“写残了七个编剧”，其中一位写了一半，跑出去买了个算盘，说自己“不是在写剧本，是在算账，在搞微积分”。
两次“疯狂”之后，宁浩将会像“冯氏贺岁片”一样按这种套路一路拍下去吗？宁浩说不会，打算就此收手。“我已经证明了这是种电影类型，证明了几百万的小成本投资可以赚钱，这次《疯狂的赛车》可能会证明千万级的投资也能赚钱。为什么还要继续拍？”
“荒诞归根结底是文化结构的问题”
与《疯狂的石头》一样，《疯狂的赛车》表达了宁浩对当今社会的最大感受：荒诞。
墓地推销商叫嚣自己的墓园是“地下CBD”，其口头禅“有没有”像极了午夜电视里推销“八心八箭钻坠”的著名的侯总；一水“黑社会”打扮的礼仪队表情严肃，在葬礼上做人浪状演唱“长亭外古道边”；企图独占财产的假药商人买凶杀妻，不料杀手接受了妻子的更高价码临阵倒戈⋯⋯
“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满荒诞。”他随口举出一堆生活中的例子，“我们拿两块钱的饮料去兑两百块钱的洋酒，认为这就是高档消费；我们拿电脑算命，用最先进的仪器去干最落后的事；我们盖楼要看风水，拿最传统的方式来解决最先进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拧巴”。传统文化有时已不适应现代社会，而国际化的方法在中国又未必有效，所以《疯狂的石头》里国际大盗模仿好莱坞大片《碟中谍》倒悬盗宝情节时却发现绳子短了一截——没料到在中国会遇到连卖绳子都要占小便宜的奸商。
“我的电影给观众提供了三个东西，一是荒诞的社会观感；二是娱乐；三是基本的价值观，比如善恶有报。”
他称自己并未在电影中有意营造荒诞的氛围，但由于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细微观察，那些顺手拈来的荒诞场景自然而然显出与社会的同构。
这种“荒诞”特色早在他的处女作《香火》中已展露无遗。《香火》讲的是农村小庙里的佛像塌了，和尚想在年前重塑，好赚点过年的香火钱。但宗教科不管，大庙里的师兄弟刚买了摩托车手头没钱；他去化缘，又被警察以不合法为由没收，将他关进收押妓女的屋子，屋里的电视播着关于性知识的科教片⋯⋯
“中国社会现实的荒诞归根结底是文化结构的问题。”宁浩认为，儒家文化单向度的善恶模式，受到多元的外来文化冲击容易失去平衡，“充满生机，也充满混乱。”
“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观察者。”宁浩说，“我只展示它有趣的一面。”
同时，他又试图充当一位底线的维护者。“人有从故事里得到教化的社会性需要。因此好电影既要讲一个观众愿意听的故事，又要负担最基本的教化功能。”
在宁浩看来，越过底线，一则内心有愧，再则千夫所指。因此，“疯狂”到头，强盗总不能成功，好人也不会太倒霉。
每一部电影解决一个问题
早在学生时期，宁浩似乎已想清楚自己的路怎么走。
那时他常与做生意的父亲聊天，内容多为对中国市场的分析；又把自己作为最普通的观众，每日与身边朋友讨论什么元素最吸引人；没事的时候瞎想“人为什么要看电影？”
2002年左右，他完成了《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的粗略剧本。但那时没名气没资金，要实现拍摄，唯一捷径是参加国外电影节，拿奖，再回到商业电影的主流路线。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但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2003年，他花3万元拍了《香火》。剧组一共七个人，宁浩任编剧、导演、摄影。影片后来获东京银座电影节大奖、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DV竞赛单元金奖，并被香港艺术中心授予“2004年最佳电影”荣誉。用他今天的说法，《香火》是“敲门砖”。
这之后，有人找他拍片了。那时他正做电视剧《中国式离婚》的执行导演，有北影的老师找他拍儿童片。剧本讲一个江苏农村的小孩打乒乓球，通过刻苦训练最终战胜了体校的选手。
宁浩觉得没趣，接手后把剧本完全改了样子：故事转移到内蒙古边境，几个孩子无意间捡到一个乒乓球，以为是河神的宝珠。后来他们得知这是“国球”，失望之余又觉得既然是“国家的球”，捡到了就得送回去。孩子们决定将球送回北京，但怎么也走不出浩瀚的大草原。
这部名为《绿草地》的电影入选了当年的柏林电影节和香港电影节，并获得上海电影节亚洲区最受欢迎奖。但对宁浩来说，接拍此片的主要意义在于：“在国内立项拍电影的程序我还没走过，这次正式走了一遍。”
《绿草地》吸引了刘德华的注意，他希望宁浩加入“亚洲新星导”计划。该计划由刘德华投资，扶植年轻导演。七个被选中的导演里，宁浩是唯一的内地人选。
在有力的资金支持下，宁浩终于拍出构思已久的《疯狂的石头》，一炮打响，成为国产电影中黑色幽默类型片的开山人物。接下来的《疯狂的赛车》顺理成章拿到千万元以上的投资。
他的目的一直很明确：“我拍每一部电影都是为了弄清楚一个东西：可能这部我要弄清结构，下一部我要掌握讲故事，再下一部要掌握大场面，然后是特技，等等。”
“文化的拼贴很有意思”
《疯狂的石头》里关公和维纳斯、佛像与宝马车突兀地同时出现，“赛车”中则有山东、闽南、东北、台湾等各地方言凑在一起。多种地方文化元素的拼贴成为宁浩电影的另一显著特点。
“山西是文化杂糅的地方，我受山西影响比较深。”宁浩说。他在山西长大，历史上那里是“五胡乱华”的主要地带，汉族、回族、匈奴、鲜卑等一处杂居。民族多了，信奉的神明不同，讲究的东西不同，当地人干脆什么都信，什么神都拜。“你会发现那里都是‘拿来主义’。”
每年夏天，宁浩都会去山西五台山拜佛。他发现这个佛教圣地里香火最旺的寺庙却是五爷庙，供奉的是龙王的第五子。而庙中西侧殿“伽蓝殿”供的又是关公，因为民间传说关公是伽蓝菩萨的化身。“这种文化的拼贴很有意思。”
另一个由故土带来的影响表现为他片中的幽默感。“山西人有一种特有的冷幽默，说笑话的人从来自己不笑。我经常这么要求我的演员。”
宁浩1977年生于太原，中学毕业进了山西电影学校学美术，美术讲究开始一件作品时要先考虑好该用什么章法，怎么构图、怎么布局，宁浩说这种思维模式到现在都在影响他。在学校他看到了大量外边录像厅看不到的外国电影，第一部让他印象深刻的电影是根据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布拉格之恋》，“本来大家说是毛片，去了发现不是，拍得震撼人心”。
20岁那年，他独自跑到北京闯荡，做过自行车装配工、音乐人、广告设计者、平面摄影师⋯⋯一年后，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专科学习。一次，他交上自己创作的30分钟短片作业，老师同学都说好，“可以直接放在中央六套了”。他开始意识到“我也可以做导演”。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毕业后他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如果不拍电影，也许我现在会是个煤老板。”宁浩大笑起来。中专毕业时，父亲觉得他脑子灵活，曾希望他跟自己一起经商。宁浩逃走了。但现在他有时会在自己脖子上挂一条粗金项链，暗示自己原本可能的另一种人生。
“对我这一代来说,使命就是培育市场”
《疯狂的石头》刚火的时候，宁浩的名字迅速出现在众多媒体的文化娱乐版头条，穿梭于全国各地宣传，接受数百家媒体的采访，据说曾有关机三小时就有1200多个未接电话的纪录。
“人无实才而享有盛名者，必有奇祸。流行的东西未必是真有价值的，一切还要时间的检验。” 他说自己一直“有一种不稳定感，诚惶诚恐的”。
他承认现阶段自己不追求纯粹的艺术水准，一切以市场为原则。《疯狂的赛车》初步完成的时候，他找了一些人来看，认真研究他们提出的50多条修改意见。“十个人看一件作品可能有十种完全不同的观感，他们都是对的。我选择听从多数人的意见。”
“每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都有自己时代的使命。”在宁浩看来，第五代和第六代的导演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第五代让中国电影复苏，证明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然后他们又在市场需要的时刻凭借个人的声名和资源把中国市场带活了。第六代完成的使命是打破了一些格局，以及一些既定认识。”
“对我这一代来说，使命就是培育市场。”黑色幽默的类型之后，宁浩选择了中国式的西部片。新片《无人区》的剧本已送审，故事设定在新疆，探讨荒凉环境里的人性善恶。
“西部片从前类型化到只有美国才有的程度，但它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其实新疆如果把路牌换成英文，跟美国德州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西部片？”
这之后，他还准备进行科幻片的探索。剧本《七宗梦》已创作完成，创作灵感来自知名科学家霍金的著作《时间简史》，讲述一个平凡青年阴差阳错拯救地球的故事。
“我觉得做电影应该极端一点，不极端就不能立起一个旗来，理论必须是极端的，类型必须是极端的。”他同时筹备了多个拍摄计划，包括与韩国方面洽谈合作拍摄“中国版《怪物》”。
“作为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大国，没有自己的文化产品就太恐怖了，所以要多做点事情，”宁浩没有掩藏住一个年轻人的野心，“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像变法时的商鞅一样，将要见证秦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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