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雄：一个台湾政治家和他的时代

　　吴的祖父吴荣隶为前清秀才，曾在中坜兴学，设立私塾，桃园一带老辈读书人多是他的朋友或弟子。

　　在那个时代，医生从政有着特别的优势：除了济世救人，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很多医生担任公职，不用与人争，都是被大家拱出来的。

　　吴伯雄的大伯父吴鸿森毕业于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后来一面行医，一面从政。在台湾光复初期，吴鸿森是台湾政坛颇有声望的人物，他先后担任过县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省政府委员。

　　吴伯雄的父亲吴鸿麟，毕业于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和日本九州大学，是医学博士，后来进入政坛发展，由医师药剂公会推选为县议员，并连任三届县议员，还担任过桃园县长。

　　这时，吴家有两兄弟同时进入县议会，这在台湾桃园、新竹与苗栗地区（当时属于一个县）来说是首开纪录，也标志着吴家在地方政坛有强大的力量。

　　吴伯雄的母亲林访兰娘家是苗栗望族，也称得上是政治世家。林访兰长兄林为恭（吴伯雄的大舅），曾任“省议员”及第四、五届苗栗县县长。林访兰另外两位兄弟林为宽、林为梁也曾分别担任过“省议员”。

　　政治世家、望族这样的词汇并不是吴伯雄乐意看到的，他更愿意说自己是书香世家。他的兄弟姐妹及晚辈当中，博士就有十几个，尤以姐夫宋瑞楼院士学术成就最高。家族聚会时，父亲对已经是“内政部长”的他说：“不要看你官大，但论起贡献哪里比得了你姐夫。”

　　父亲也会宽慰这个儿子：“伯雄虽然学历是最低的，但是他对社会上的事情还是最了解的嘛。”

　　1962年，吴伯雄从成功大学工商系毕业，服预备军官役一年，还被指定为“国防部三民主义巡回教官”，锻炼了他日后面对群众演讲侃侃而谈的良好口才。

　　几年前，他去厦门参加台湾农产品推介会，在会上一张口就语出惊人：“40多年前，我就在这附近。”——那时的他正好在金门服役，手中的几个炮口就对着对岸的厦门。

　　1968年，台湾选举条例改变，规定“省议员”要高中以上学历。这给了29岁的吴伯雄一个参政的机会。

　　在家人的鼓励下，吴参选桃园县第四届“省议员”。凭借雄厚的家族实力，他顺利当选，正式进入政坛，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议员”。

　　1972年，33岁的吴伯雄当选桃园县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县市长。此时，他的父亲结束县长一职刚两届。

　　吴伯雄开过一个玩笑：“我母亲是最有福气的，因为她跟三个县长睡过觉。”——“我的母亲林访兰，她的丈夫吴鸿麟与儿子吴伯雄前后担任过桃园县县长。我母亲的大哥叫林为恭，曾任苗栗县县长，他们兄妹是我外祖母床上带大的。你们看，我母亲不是跟三个县长睡过觉吗？”

　　那时吴伯雄的最大希望是要摆脱“吴鸿麟儿子”的标签，因为父亲做医生时对穷人免费看病，很多乡亲都是感恩于他的父亲才投票给他。

　　他一定能理解立志从政的儿子们的想法——今天，他的两个儿子也希望摆脱“吴伯雄儿子”的标签。

　　县长任内，吴伯雄出手不凡，尤其在工业发展和交通建设方面。中坜工业园区就在他的任内完成，桃园国际机场征地1000多公顷，他也能推动完成。

　　不过吴也坦承，在今天的民主时代，再想要征用那么多公顷的土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世家子弟出身的吴并不缺少务实的政治才干：当时的“省主席”谢东闵因为工作经常要从台北跑到台中，吴伯雄就利用自己同学当列车长、站长的优势，一旦有事汇报，就让同学安排谢东闵隔壁的位子。就这样，他可以在桃园站上、中坜站下，如果事情多一点，就新竹站下，谈公事直到谢点头为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给上级首长留下了“能员”的印象。

　　这时的台湾政坛也在发生着变化。大权在握的蒋经国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提拔年轻有为的台籍人士进入政坛。

　　蒋经国计划培养吴伯雄为财经官员。1976年，吴伯雄出任最大的省营事业公卖局局长，同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11届中央委员，开始了他政治上的飞黄腾达。

　　公卖局虽然是一个官办机构，但也是当时台湾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营烟酒。

　　学工商管理出身的吴伯雄在公卖局大胆实行改革，用市场的观念来营运烟酒事业，还把很多酒厂从市区迁出，更大胆地改变公卖销售模式，不惜得罪相关人士。

　　公卖工作也锻炼了吴的国际视野，比如公卖局要大量购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因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注：美国著名保守派，曾因对台军售和李肇星打过笔仗）的选区就在北卡。

　　4年后，吴伯雄因“公卖局假酒案”提出辞职，尽管受到“省主席”林洋港与蒋经国的挽留，但还是坚决回到家乡任新竹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

　　吴伯雄说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段日子，事情不多而口袋里的钱很多。

　　两年后，蒋经国在“总统府”找他聊天：“可以了吧！玩够了吧！年纪轻轻的，不要做生意了！”

　　蒋经国的一句话让吴走进了国民党中央，接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主任。

　　两年后吴担任“行政院”的“内政部长”，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吴进入国民党决策核心，任中常委。

　　这时的“内政部”是首席部会，而且正逢蒋经国推动民主化时期。开放集会游行、开放到大陆探亲、开放组党、通过《国家安全法》、取消回台黑名单一系列民主化举动，吴伯雄都有参与其中。

　　早几年吴伯雄要到香港去还被拒绝，因为香港方面认为“内政部长”是特务头子。吴伯雄碰到前特首董建华后感慨：“你们香港人应该对我很熟悉才对啊，香港入台的证件都有我的签署，我让上百万人次的香港人到台湾，为什么我自己却不能到香港去？”

　　正在他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之时，1988年7月，吴伯雄却从“内政部长”调任台北市市长。“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安慰下属时说“这是李登辉‘总统’的意思”。

　　在市长任内，吴在政绩上有着不错的表现，进一步奠定了政治人脉关系。

　　从他的身上，不难看出一个台湾政治人物发迹的诸多要素：家族是桃园望族；从民意代表到“部会首长”再到党务高层，政治历练完整；加之身为本土客家人，还兼任台湾最大佛教社团——佛光山的会长。

　　以这样的经历和身份，再配以豪爽、善交朋友的性格，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只有他能主持国民党大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