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立军：扎根市场沃土的经济学家

在浙江武义县调研农村来料加工经纪人情况

在丽水企业考察调研

　　陆立军：扎根市场沃土的经济学家

　　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他一样的经济学家：16年扎根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所在地浙江省义乌市；16年来，学习、运用马克思研究、写作《资本论》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写作出版了《市场义乌》、《义乌商圈》、《义乌模式》等10多部原创性专著，并将其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层面，致力于创建有别于西方经济学和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6年来，他为浙江省委、省政府和义乌市委、市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决策参考报告，并以义乌为基地，培养出一支有40多位教授、副教授和博士、硕士组成的学术团队；16年间，他创造了一名经济学教授每周乘公共汽车或火车奔波于杭州与义乌间、往返超过1000次、行程近30万公里的“吉尼斯纪录”……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个16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义乌鼓与呼的市场经济的忠诚卫士，却曾在17年前围绕发展市场经济问题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生争论，并撰文对吴敬琏“市场取向改革”的观点表示质疑，文章发表之时，恰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公开之日，顿时，他成为学术上的箭垛，陷身尴尬境地不能自拔。

　　2008年11月9日，浙江省义乌市政府8楼一间普通的办公室。

　　满脸沧桑、鬓发斑白的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义乌市政府顾问陆立军放下电话，扬眉眺望窗外。

　　窗外，一片明媚的初冬阳光。

　　来自北京的电话传来消息，他的专著《义乌模式》出版了。

　　《义乌模式》是陆立军原创性力作义乌研究“三部曲”的第三部，此前，《市场义乌》、《义乌商圈》的出版已在国内理论界赢得一片赞扬声。在他已出版的20多部专著中，这3部专著对他格外重要，因为这与一段历史有关。

　　此刻，那段早已被人淡忘了的历史又袭上陆立军的心头，那是一场在他学术生涯中极不寻常的争论……

　　“新宽派”代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陆立军就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崭露头角，名声远扬。

　　陆立军1944年出生于兰州，1962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被分配到国家级贫困县甘肃会宁县劳动锻炼，1978年考上河南大学研究生，师从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周守正教授。读研究生期间他便开始学术研究，3年时间发表了40多篇论文，这引起了一双慧眼的青睐——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我国经济学界泰斗骆耕漠教授对他颇为赏识，在他毕业前夕将他纳为学术秘书，希望能将他留在身边当助手。然而即便是骆耕漠这样的权威，在当时要想解决一个进京指标亦很困难。无奈，半年后骆老推荐他到浙江省委党校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场围绕社会主义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而展开的全国性学术大讨论爆发，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刘国光、蒋学模等都被卷入。受苏联教科书影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是否生产物质产品作为划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依据。按此观点，现实中非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的性质和价值创造问题难以肯定。陆立军从70年代末研究《资本论》时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并在全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不以物质生产为限的观点，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劳动既可表现为生产有形商品的劳动，又可表现为生产无形商品的劳动，科教文卫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作为生产无形商品的生产劳动，其抽象劳动物化在无形商品即劳务或服务这种在流动形态上被人们所消费的使用价值中。陆立军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在这场大讨论中，我国学术界形成了以孙冶方为代表的“窄派”，以于光远为代表的“宽派”，以何炼成、陆立军为代表的“新宽派”。陆立军的观点被收入《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若干问题争鸣》一书中。

　　1983年，陆立军与王岐山、马凯等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起参加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会议研讨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问题。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使中国告别计划经济而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当时许多受传统观点束缚较深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缺乏了解，思想上有抵触。而陆立军因为对《资本论》有深入研究，又亲历过传统体制所带来的贫穷，参加过莫干山会议，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性有很深的认识。《决定》一出台，他就受浙江省委党校之命向全校师生宣讲答疑，受到广泛好评。

　　此后，陆立军主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论》一书被浙江省委宣传部确定为全省县以上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用书。至1992年，陆立军已经出版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概论》、《〈资本论〉创作史简编》等5部专著，发表论文100多篇。在《资本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区域经济、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绩。1991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一书收入40多位80年代最有成就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的学术传记，陆立军亦位列其中，并被称为“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开拓者”；日本学者立石昌广在其所著《中日经济界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讨论之比较》一文中，将他与孙冶方、于光远等并列为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

　　然而，就在陆立军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赢得声誉时，又一场学术争论出现了，而此次争论却使陆立军从荣誉的巅峰跌入低谷……

　　“市场取向”改革质疑

　　2001年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来浙江参加由省委书记张德江亲自主持的小型座谈会。会议间隙，省委副秘书长将浙江学者向吴敬琏介绍，当介绍到陆立军时，吴敬琏笑了：“我们很熟悉，我们是多重意义上的老战友了！”说着伸出双手紧紧地将陆立军的双手握住。

　　1991年，在我国经济学界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陆立军与吴敬琏发生了学术观点上的争论。吴敬琏提出，我国应坚持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而陆立军则不赞成吴敬琏的观点，认为要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双方争论剧烈。

　　当时，陆立军认为真理在自己手中。因为许多辞典和教科书都明确指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一些领导讲话和文件中也一再强调，中国只能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绝不能搞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

　　早在骆耕漠身边工作时，陆立军就认识了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的吴敬琏。吴敬琏对骆老非常敬重，也对骆老身边的这位年轻学者青睐有加。陆立军将任骆老学术秘书，他表示赞许，并指点陆立军应注意的事项。因此，陆立军对这位鼎鼎大名的专家既感激又敬重，引为楷模。可是，当自己的观点和这位为自己所崇敬的长者的观点相左时，一个学者的职业操守战胜了感情，陆立军坚持自己的观点。争论的结果是，陆立军将双方的分歧诉诸文字，他在《“市场取向”改革质疑》一文中针锋相对地质疑吴敬琏的观点，并将此文直接投寄给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

　　此时，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发展市场经济的观点已在高层传开，吴敬琏当然不可能采用这篇观点错误的文章。出于对后学的爱护，吴敬琏托人带话给陆立军，希望他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并向他透露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观点。但陆立军不信，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的文章被退回时，他又把文章寄给《真理的追求》。

　　陆立军万万没想到，他的文章几乎与邓小平南方谈话同时发表，他的文章成为邓小平讲话的一个反证，在学术界引起一片责难声，他顿时陷入尴尬的境地。中国社科院一位老领导看到陆立军的文章后很是不满，发出指示：“查一查，文章的作者是谁？有什么背景？”

　　从辉煌的学术顶峰跌落到谷底，陆立军败走麦城，他陷入痛苦、迷茫之中。

　　理论的生命在于实践，理论之树只有扎根在社会现实的沃土中才能舒根展叶，茁壮成长，学术问题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

　　就在陆立军为自己的这一挫折痛苦时，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临了。

　　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从70年代末发轫，到90年代初已发展到第三代市场，势头迅猛。但是，发展历程一直存在争论，特别是在姓社姓资的争议中义乌又深陷漩涡。义乌需要正名，需要理论引领，需要总结经验。1992年，浙江省委党校领导来义乌考察，义乌市领导提出要求，希望省委党校能派一位经济学教授来义乌担任政府顾问，共同成立研究所，帮助义乌研究和总结经验，为义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省委党校校委会欣然同意，决定派理论研究所所长陆立军到义乌兼职。经双方商定并下文，陆立军被任命为义乌市政府顾问、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接到任务，陆立军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相反，他却很有抵触。一个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学者，离开书斋到地方蹲点，他不感兴趣。但作为党员，他勉强接下了任务。

　　1993年5月的一天，他挤上了满是民工和商贩的列车前往义乌，此行无异是去接受改造，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呢？

　　他绝没想到，这是他新的学术生命的开始，人生的最低点却正是学术辉煌的又一个起点。

　　市场经济大学校

　　踏上义乌这块市场经济的热土，陆立军惊呆了：在这个偏居浙中、交通不便的县级市，居然有如此庞大的专业批发市场！看到义乌市场内人头攒动、商贩们频繁交易的盛况，看到市场带给义乌的巨大变化，深入市场调查研究，倾听这些农民出身的商贩的心声，陆立军陷入深深的反思中。义乌这个经济落后、地瘠人贫的农业小县，就是由于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从“鸡毛换糖”的历史传统中演变出小商品市场，发展市场经济才摆脱贫困的。义乌的现实给陆立军上了一堂生动的市场经济教育课，顿使他从迷茫中醒悟过来，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局限，看来，自己真的错了！中国只有发展市场经济才有出路！

　　在认识转变之后，他决心将义乌作为学习、研究、实践的基地，跟踪义乌，研究义乌，剖析义乌，在义乌这所市场经济大学里继续学习，用义乌的实践来丰富自己的理论。

　　义乌市领导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市委书记严高文、市长毛光烈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真诚地希望他能以经济学教授和政府顾问的双重身份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发挥专家在科学决策中的作用。

　　1993年10月12日下午，义乌市举行隆重仪式，宣告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成立，陆立军被任命为所长。市政府决定每年拨给研究所4万元（1996年起为5万元）科研经费。

　　陆立军开始沉下心来调查研究。他决定用马克思研究、写作《资本论》的方法：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把对义乌市场的研究与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结合起来。

　　一条独特的扎根市场的研究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一天，市长毛光烈找他深谈。当时义乌市正为如何建设市场体系而感到困惑：在小商品市场作为龙头市场迅猛发展的同时，一批专业街和生产资料市场也随之出现，有人担心，专业街和生产资料市场的兴盛会冲击小商品市场。

　　义乌市场发展处在十字路口。

　　如何建设义乌的市场体系？毛光烈希望陆立军就此进行专题调研，为市政府提供一个决策方案。同时，毛光烈还指派市工商局局长楼林忠、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碧荣协助陆立军调查。

　　陆立军开始行动，调查研究，走访商户，召开10多个座谈会，了解市场现状。3个月后，他主持的第一个课题《义乌市场体系建设研究》完成了。他在课题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完整的市场体系，必须坚持“兴商建市”总体发展战略，以小商品市场为龙头，以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专业市场为支撑，以专业街相配套。他的意见成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依据。

　　1994年，他受命参与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义乌产权交易所的组建，他和筹建办的同志一起制订方案和各种规章制度，跑审批手续；参与联托运开发总公司、农贸城、市场开发服务中心等机构的组建。这些实际工作促进了他对现实的了解，加深了他对发展市场经济的认识，他的经济学研究也更具现实意义。

　　1995年，国家体改委决定在全国选择20个县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义乌能否跻身其列？义乌市委决定由严高文书记牵头，陆立军和市体改办负责人项明生负责拟定改革方案，起草申请报告。国家体改委领导看到义乌的改革方案，非常赞赏，批准了义乌的申请，义乌成为浙江省唯一一个综合改革试点市。而他的课题《义乌市综合改革方案研究》也顺利完成。

　　就这样，陆立军的研究完全针对义乌实际展开。1996年，他主持完成了《义乌市基本实现现代化中等城市目标的现状评估、总体思路与基本对策》；1999年完成了《义乌市现代化建设纲要》。本世纪以来，他带领学术团队先后完成了《义乌市现代商贸名城建设思路研究》、《义乌市发展国际会展业、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总体思路与对策》、《义乌市一体两翼产业带建设研究》、《义乌市创新型国际性商贸城市建设研究》、《关于把义乌建设成一“名城”五“中心”的初步设想》等重大课题。这些课题无不紧扣义乌实际，对义乌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义乌市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义乌市历任领导对陆立军都非常重视，在事关义乌发展大局的问题上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2002年8月的一天晚上，正在舟山出差的陆立军突然接到新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的电话，让他火速赶回义乌。原来，楼国华正在研究城市发展问题，急于征求陆立军的意见。陆立军深夜兼程，赶回义乌已是凌晨，此时楼国华还在等他。顾不上休息，陆立军便和楼国华热烈讨论起来。

　　2007年年底，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指定陆立军与市级领导班子一道去广东、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考察，一路与他探讨新时期义乌发展的定位与思路。次年2月26日，义乌市委召开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解放思想、创业创新、高位突破”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剖析了影响义乌创业创新的五大突出思想问题，向全市干部群众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十问义乌”，并确定了由市委书记牵头的“关于义乌未来发展定位问题研究”、市长牵头的“关于保持市场持续繁荣问题研究”等26个重大调研课题，陆立军直接参与了动员报告的讨论和这两个课题的调研，并在《义乌商报》发表长篇文章，提出把义乌建设成一“名城”五“中心”（一“名城”即“国际商贸名城”；五“中心”即国际小商品流通、制造、信息、研发中心，“义乌商圈”的集聚、辐射中心，全国性会展与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浙中商务中心）的建议，对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16年来，义乌市委书记换了5位，市长换了6位，历任领导都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光烈市长离任时题词称他是“知音”；赵金勇书记对他说：“义乌是你的试验田，我是试验田的负责人”；楼国华书记对他说：“没有义乌就没有你，没有你也没有义乌的知名度！”吴蔚荣书记说,他经常和陆立军一起调查研究,开座谈会,听汇报做决策，“陆教授的意见都很有价值……他利用专家的优势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外地的经验。他见证了义乌的发展历程。”称赞陆立军“对义乌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深入的了解”。“一个学者能够沉下心来一干就是16年,这需要一种精神,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陆立军还走遍了浙江所有市县区调研，总结各地发展经验，为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服务。他撰写的研究报告被省委、省政府领导作出批示的有近20件，其中省委书记习近平批示的有3件。

　　义乌研究“三部曲”和“陆家军”

　　2006年5月，中宣部组织中央媒体对义乌进行集中报道。顿时，义乌成为全国关注的重点。

　　同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同年11月又一次发文，将义乌作为全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的唯一试点城市。

　　这一切与陆立军长期研究义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006年2月，陆立军撰写的调研报告《“义乌商圈”：形成机理、发展趋势与政策选择》引起省委书记习近平的重视并作了批示：“陆立军教授对义乌经验进行了长期研究，所提建议很有参考价值。”

　　本世纪初，陆立军关于义乌的理论研究开始进入“井喷期”，先后推出了一大批课题成果、学术论文和专著。2003年，《市场义乌》出版，此时正是义乌在全国名声大振之时，这部专著的出版马上引起学术界的一片叫好声；2006年，《义乌商圈》出版；2008年，《义乌模式》出版。陆立军义乌研究“三部曲”实际上是一部市场经济奏鸣曲，作者满怀激情地为市场经济而讴歌，“三部曲”的主旋律就是科学发展观在义乌的实践。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组织多学科力量协同攻关才能完成。陆立军正是发挥了他带领跨部门、跨学科学术团队的优势才完成了系列重大课题研究的。他曾经和正在担任的职务包括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浙江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所长、浙江省软科学研究所所长，还先后兼任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在义乌的16年间，他组织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批批中青年学者到义乌调查实践，开展学术研究。他的许多重大成果都是带领中青年学者合力攻关而取得的。

　　陆立军还把义乌当做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基地，培养出2名博士，40多名硕士，带出了一支在浙江理论界被称为“陆家军”的学术团队，其中不少人在全国同行中都已颇具知名度。

　　中科院硕士生郑燕伟上午报到，下午就被陆立军拉到义乌搞调研。陆立军对他说，理论工作一定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了解理论，“立地”就是要了解实际情况。陆立军的助手杨志文说：“陆老师逼我锻炼自己。在义乌许多工作要与地方官员打交道，第一次他带我去，第二次就让我自己去，逼着我自己去与他们联系、交流，我很快就习惯了。”

　　陆立军让研究生第一学年就到义乌实地考察，参与调查；对已进入论文写作阶段的研究生则让他们参与研究项目。硕士生任光辉通过参与义乌专业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撰写的毕业论文在送外校专家盲审时，被专家评为优秀，研究成果还在《统计研究》杂志上发表。硕士生俞航东通过在义乌开展问卷调查及实地调研，很好地完成了学位论文。硕士白小虎参与写作《市场义乌》一书，两年中深入义乌调查研究，并与陆立军联名在权威刊物《经济研究》发表论文。王祖强教授是他的得意门生，从上世纪末开始，师生立足义乌，先后共同写作出版了《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邓小平经济理论与实践》等一批学术专著。博士周国红与他共同申报、完成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05年，浙江省评选出首批30名特级专家。在审查陆立军的业绩时，主要由“两院”院士构成的评委对陆立军的学术经历和成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陆立军以义乌为基地，把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的独特研究之路赢得了评委的好评。最后，他成为进入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行列的唯一一位经济管理学类专家。

　　穷教授？富教授？

　　2008年10月27日下午，陆立军手捏一个小布袋，匆匆赶到杭州汽车南站，买了票，登上去义乌的高速大巴。

　　记者在义乌市领导班子通讯录上看到，陆立军的名字排在市领导班子成员的最后一位。他经常要定期、不定期参加各种会议，每星期至少去义乌1次，多时3次。16年中，陆立军在杭州与义乌间跑了1000多个来回，行程近30万公里，几乎都是乘火车或公共汽车。所以，上述镜头也就一再出现。

　　上世纪90年代，火车班次甚少，他常常只能买到站票，为赶时间，往往乘夜里10点出发的火车。有一次他在火车上睡着了，醒来时火车已过义乌，他只好在金华下车，然后赶紧买票往回赶。一次凌晨到达义乌时正遇瓢泼大雨，没有出租车，连载人的“摩的”也没有，他只好雇了一辆拉货的人力平板车，虽打着伞，赶到宿舍时全身还是都湿透了。

　　2005年被评为浙江省特级专家后，省委党校和义乌市都按规定为他安排工作用车，但他仍然坚持乘大巴出行。问及原因，他说：“每次送我来去要放一趟空车，不合算！”

　　真是个会算账的经济学家！可怎么不算算16年奔波义乌的报酬？难道不拿是最“合算”的吗？

　　2006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敏尔到义乌出席“义乌发展经验理论研讨会”，询问当时的市委书记楼国华：“你们给陆教授发顾问费了吗？”楼国华肯定地回答：“那当然！”

　　那当然？连市委书记也认为陆立军拿了顾问费。经济学家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拿顾问费天经地义！

　　然而，陆立军却“天经地义”地没拿！

　　“陆教授确实没拿顾问费，我们只给他提供一间办公室和一小套宿舍，没给他个人报酬，因为一开始就没这项规定，以后就延续下来了。”义乌市委副书记陈秀仙对记者说。

　　义乌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刘传琴兼管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的财务，他经手所有陆立军在义乌的报销费用。他告诉记者，义乌市政府从1993年至今每年给研究所的经费都用于他往返杭州—义乌的车费，以及科学研究、活动经费和课题鉴定费，陆立军个人没拿一分钱报酬。

　　“陆老师对义乌的贡献很大。”刘传琴说,“但他却从来不计较报酬。他在义乌和助手合住的是一套简陋的公寓，吃的更不讲究，经常是馒头就一瓶矿泉水在车上就打发一顿饭。”

　　陆立军没有任何业余兴趣，每天从睁开眼睛到上床睡觉全是工作。工作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只是由于近年来身体每况愈下，他才在早上练一会儿太极拳。

　　许多地方高报酬请他讲课，甚至只要他出场就给他报酬，他也婉言谢绝。而义乌市府办一个通知他开会的电话，他立马就会去车站买票奔赴义乌。

　　陆立军刚到义乌时，许多人还不认识他。时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余巧云曾对人说：“这老头天天来得最早，去得最晚，他是来干嘛的？”被问者亦不清楚：“是不是退休后来捞外快啊？”

　　闻此言，当年49岁的“这老头”很是不满：“我有这么老吗？”

　　16年前便被看成“退休老头”，16年后的陆立军已65岁了，可看起来他更像70多岁的老人。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说。“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时间，没有人给他提供生活保障，更没有人给他发稿费，他连爱女都病饿而死，但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名著。我没有拿顾问费，但我有工资啊！”他说。

　　其实，陆立军是个真正的富有者。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在30年发展市场经济的历程中，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变迁中，作为亲历者和实践者，他从一个质疑市场经济的理论工作者到市场经济的忠诚捍卫者和鼓吹者，从一个不屑于到基层挂职的纯理论工作者到义乌市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16年市场经济的历练使他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6年的实践使他从那场争论中醒悟。16年的实践也赋予他新的理论生活，使他完成了理论上的升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点。他的理论成果又何尝不是我国理论宝库中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不仅属于他，属于义乌市，也属于整个国家！

　　在谈到陆立军的工作时，著名学者陈立旭说：我国学者大致分三类：解读文本、解读现实、改造现实。现在解读文本的学者太多，关注现实、解读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太少。陆老师是既解读现实，又改造现实的学者。浙江市场经济中有许多谜，义乌是谜，温州是谜。陆老师是义乌现象最权威的解读者，他不但把义乌之谜解释清楚了，而且还参与改造现实。在我国，这样的学者太少，太难能可贵了！

　　陆立军说：“作为经济学教授，我努力将自身的学习、研究、实践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尽绵薄之力。”

　　2008年11月14日，陆立军又乘大巴解读义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