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仍在蔓延，衰退的寒流笼罩了欧美等国经济。在这场危机中，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虽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但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积极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应对措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只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就一定能尽量减少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在新的起点上夺取改革发展的新胜利。
金融危机折射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 这次严重金融危机正因其“严重”而足以警醒人们在寻求对策的时候，也去进行更深层的“主义”思考。
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是经过多次改良的升级版，并在苏东剧变后一时得逞。这让许多人已不大提及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此，这场危机可以说提供了一副醒脑剂。
金融危机并非偶然，经济危机的总病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些鼓吹通过私有化来张扬个性的人总是回避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私有制其实是“消灭了十分之九个人的财产私有”。少数人为赚钱发财，总会运用资本去组织社会生产力，把“蛋糕”越做越大，以便从中切下尽可能大的一块，这就要以绝对或相对减少多数人的“蛋糕”分配份额作为前提条件。因此，“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其结果势必会形成产品过剩、劳动力过剩和资本本身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目前的金融危机虽具有与以往不同的外在形式，但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合乎逻辑的结果，也并没有改变危机的实质。前些年曾流行一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把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的传统思想推到极致，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万能的，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和解决,因而主张实行彻底的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甚至不要政府管制，这就在客观上为次贷危机及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祸根。华尔街的那些资本大亨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和个人收入，不仅冒着极大的风险，制造出无数的金融衍生产品，累积起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还千方百计鼓动消费者们透支消费，形成大规模的房市、楼市泡沫；而有关的金融系统和政府部门，又过高估计了资本运行的合理性、自律性以及自我调节的有效性，听任、放纵和鼓励华尔街的种种贪婪、冒险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次贷发放这只“蝴蝶翅膀”的拍动才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龙卷风”。
虚拟经济阶段的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更加显露无遗。其一、它与“勤劳致富”渐行渐远，物质生产萎缩和透支消费助长了寄生经济普遍化和国家化；其二、全社会都对“钱买钱”的投机交易趋之若鹜，欺诈盛行不断瓦解社会诚信，在相当程度上把市场经济扭曲、毒化为赌场经济；其三、金融产品的叠加衍生和过度泛滥，使金融产品交易具有了“雷管传递”的性质，指数级地放大了经济风险，等等。可见，只要不从根本上消除少数人垄断占有社会资本的制度性病灶，那么，无论资本主义怎样改头换面，一时盛宴狂欢之后，必定还会跌入危机的深渊。
实际上，这场危机的发生，已经使许多人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许多人对“北京共识”即中国成功的奥秘、中国在世界发挥的作用也有了更大的兴趣。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几百年历史中，形形色色的危机其实都在昭示同一个道理：无论进程多么漫长曲折，资本主义终将被更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所扬弃。对这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洞察与把握，是马克思主义者坚定自身信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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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危机中显示生机和活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国际上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至少发生了百次以上。其中，令国人记忆犹新的或许莫过于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那场风暴来势凶猛，但当它登陆香港并觊觎中国大陆之时，一路攻城掠地的金融大鳄，却只能在中国人的强劲反击下铩羽而归。不仅如此，在那次危机中，我国出口减少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还主动向东盟国家伸出援手，对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相仿，1987年美国股市暴跌、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长期萧条、2000-2001年美国IT泡沫危机等等，也都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同样没有迟滞中国崛起的步伐，反而转化成持续发展的机遇。可以说，我们在多次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危机中化险为夷的事实，已经反复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和上述危机比较，现在的危机确实更为严重。在与世界经济的依存关系空前紧密的背景下，它的冲击使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更加现实，过去少见的经济增速下滑现象业已发生。然而，比较各发达国家，正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在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面前保持了较大的主动性，我们也才有实际的可能来为国际社会共同抵御危机作出一定的贡献。从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有优势。
我国采取的金融危机应对举措，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我国的体制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体制弊端之上的现代国家制度，既能有效发挥公权力集中调配资源的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能将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具有旺盛的活力和明显的优势。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重拳出击，果断推出投资4万亿元的重大举措，并拨出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铁路交通、农村基础建设和支持自主创新、技术改造等大项目。妥善用好这笔投资，既可有效缓解金融危机的影响，又能有力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为经济长远发展增添后劲。
我国采取的金融危机应对举措，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优势。“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唯一宗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进一步改善民生，是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举措的重要着眼点。在危机影响加剧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扶持中小企业、扩大劳动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并紧急拨付90多亿元资金给予优抚对象及城乡困难群众一次性生活补贴，体现了特殊时期对民生问题的特殊关爱，反映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执政施政理念。
我国采取的金融危机应对举措，体现了加强宏观调控的组织优势。面对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计划制定和实施汽车、钢铁等10个重点产业振兴等，这些重大政策措施内外兼顾，标本兼治，相互促进，对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显示了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从年末岁初的一些最新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出现积极向好的迹象。货币供应量增幅由连续下降转为强劲反弹，工业下滑之势得到初步遏制,去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仍达17.4%，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这些积极的变化给人们展示了战胜金融危机的希望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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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尽管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蔓延，但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格局没有变，推动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变。我们不仅有独特的体制条件、强大的政策调控能力、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回旋余地，而且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虽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算不上富裕，但与习惯于透支消费的西方人不同，高达46%的储蓄率，以及雄厚的外汇储备，也有利于抵御各种经济风险。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在国际金融风暴中岿然不动的“定海神针”。
我们不妨借用先哲的智慧概述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有的内在优势：“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有人把我国30年来的巨大进步归结为搞了市场经济，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搞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把“社会主义”四个字拿掉，当下欧美一些国家的严重危机即为前车之鉴。通观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制度，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即能包容、认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力量、社会生产力、文化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包括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个人对自身利益和价值实现的追求、用市场配置资源、参与全球化等，但又始终坚持和强调社会主义因素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这就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中国现实国情的有机结合，而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的兼容，则构成了充满活力、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方能循“自然之道”而行，也才有望尽可能减少乃至消除像类似金融危机这样的曲折、荒唐和痛苦。
固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它的优越性，恰恰在于能够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这场金融危机提出了新挑战，也提供了新机遇。这种机遇，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自主创新的机遇；是转而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改善经济结构的机遇；是加大中国分量和话语权、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机遇。说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挥优越性、增强感召力的历史机遇。把握这种机遇，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危机，加速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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