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任职七个多月，以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为专长的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自己在世行任职数月最大的感触是：“天底下的穷人和农民，都是一样的可爱，都一样希望能够改善他们自己和子女的生活。”
他说，世行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走访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过去不太思考的问题；也让自己进一步确信，发挥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发展之道。
《财经》：这次全球性危机让我们看到，金融原来可以以如此方式拖垮经济。
你对二者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金融属于服务业，所以，金融应该为真实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应根据真实经济的需要来考虑金融服务的安排。金融的结构、创新，都应该围绕这一点来展开。实际上，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从非正规金融变成正规金融，后来变成银行，小银行变成大银行，股票市场，二板市场，再到风险资本……都是根据真实经济的需要而不断创新，对真实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贡献。
当然，金融业有其特性。它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着道德风险泛滥的可能。所以，发展过程中如果监管不到位，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财经》：发达国家金融的高度发展，引发了这样一场全球性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什么？是继续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走它们走过的路，还是另找一条路？
林毅夫：学习和探索都重要。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是解放思想，对各种理论和经验都需要认真学习和了解，但也必须实事求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来决定，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条件尚未成熟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基本的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总要发挥一定作用，市场才能运行得更好。
《财经》：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发展金融时，很大程度还是在学习发达国家。你认为金融发展要切合实际需要，那么，中国的发展需要注意什么？
林毅夫：“需要”有两方面。一是使中国的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结构相符合，也就是要有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民需要的金融服务；当然，结构并不是单一的，因为中国也有大企业，也要有能够满足大企业的金融服务。二是金融必然有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有潜在的道德风险，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对金融进行监管。
《财经》：危机也让人们开始思考经济结构转型。你认为中国是否还应继续外向型的发展模式？
林毅夫：应该说外向型的政策基本上是要坚持的。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的经验可以明显看出，本来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北美没有很大差异，就在那一次大萧条中，拉美国家从比较开放的经济变成了比较封闭的经济；而同样属于资源型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则继续推行开放经济。60年后，二者发展的绩效差距非常明显。所以，对中国来说，外向型的开放经济是不能动摇的。
说中国应该转向消费型，要先看消费被压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促进消费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增加消费，二是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要使经济转向消费型，如果是在二次分配中转换，可能就会有问题，因为这不能持续——不生产，单单靠消费、靠转移支付，经济的效率会很低。如果转向消费型是在一次分配中，让低收入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由于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较高，那么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增大。
一次分配是指在竞争市场中形成的价格，也就是要理顺一些要素价格。要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公平跟效率，就要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比较便宜，相对丰富，那就更多地发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是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密集的区段，这样低收入者的收入就会提高。
总的来说，经济一定是开放经济，不能简单地说是从外向型转向消费型经济。
《财经》：这次全球性的危机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脱钩”。你认为，未来发展中国家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在发展方式上是应该更加独立，还是更加融入全球分工？
林毅夫：首先，“脱钩”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是波动是否关联，二是增长率是否有明显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差异不大，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是有明显差异的。比如今年，根据各种预测，发达国家是负增长，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是4.5％，所以，从这方面来讲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是脱钩的。
但我们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相互依存，发达国家有经济波动，发展中国家也是在平均增长率的上下波动，这个波动是没有脱钩的。
所以，一般要讲脱钩，主要还是说增长率，而波动是不太可能脱钩的。
从经济大萧条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最好还是融进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是最有竞争力的，也就会在各种状况下都表现得最好，不管是在“顺风”还是“逆风”的时候。这场经济危机中，同样是受到全球危机的影响，有的国家发展得比较好，有的国家受到冲击比较大，仔细想来，背后的道理也是这样。
（摘编自《财经》）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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