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4岁的废品收购站老板到杀人狂魔，熊振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才连杀包括两岁半小孩在内的8人？
连日来，记者深入熊振林曾经生活过的地区，采访其亲人、老师、朋友、邻居等人，试图还原其人生轨迹和生存状态，探究他隐秘的内心世界。
“单亲”童年 湖北随州市何店镇贯庄村公路旁一家副食店前，73岁的詹红英正陷入凝神沉思中。
这是农历的正月十二，在农村“还正在过年”。3天以后，也就是元宵佳节，她的四儿子——被外界称为“杀人狂魔”的熊振林将走上法庭，接收第一次公开审判。
詹红英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平静的叙述中，大致勾勒出熊振林的童年生活：熊振林在家排行老四，绰号“熊四”，但在母亲詹红英的眼中，他却是个“独生子”。上世纪70年代，詹红英的前夫在“文革”中投湖自尽，留下3个儿子。后来，詹红英转到邻近的洛阳镇教书，在那里认识了贯庄人、在洛阳镇手工联社做铁匠的熊大英，两人结婚后，1974年有了儿子熊振林。
在詹红英记忆的深处，儿子依然是童年时乖巧的模样。当时，詹红英在附近小学当老师，其他几个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童年的熊振林经常一个人玩，不哭不闹，很听话。“十三四岁，一放假就上山打柴，说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贯庄路边，一位知情者透露，熊振林成长的家庭并不幸福。
詹红英和熊大英结婚后，关系不太融洽，“女方文化高，能力强，两个人不般配，长期分居。”詹红英也承认，熊振林小时候很孤单，3个哥哥比他大十岁以上，都在外工作或读书。
1991年，熊振林考上当地一所技工学校，学钳工专业。
熊振林当年的班主任，42岁的黄刚老师回忆，当时技校是选拔性考试，1600人报名，录取的100名学生中，有一半指标给了工厂子弟，在乡镇里能考上当时还是很不错的。
当时班上有50多名学生，但黄老师对熊振林依然印象深刻，“话不多，人挺聪明，成绩不错，尤其是机械制图，还是班上前两名”。
黄老师说，从报纸上看到残害8人的是他的学生，他有点吃惊，但“当年就感觉，这孩子迟早要出事。”
黄老师介绍，熊振林个人卫生不是很讲究，室友曾经反映他穿的球鞋味很重，“和同学们闹矛盾，当时还专门找他谈过话。”
一件事让黄老师至今记忆犹新。一次黄老师在班上查上自习的情况，同学反映，“熊振林下馆子去了”，这让黄老师有些吃惊，因为熊振林平时也是亲戚送钱来，听说他是在单亲家庭长大。
而更让他意外的是，与熊振林谈话的时候，他还有争执，有理由，“在当时，一般学生都怕老师，被冤枉也不敢反驳的。”
这让黄老师看出了熊振林内心固执的一面。
在技校读了一年后，熊振林因与本校学生打架被开除，黯然离开了这个在当时还能包分配的学校，他的命运也从此改变。
随后不久，熊振林离开母亲，到10公里外的洛阳镇，跟着父亲收购废品。
婚后无子女 2月6日中午，记者赶到案发地洛阳镇时，喜庆的鞭炮正从四方响起，震耳欲聋，似乎要驱散这个冬天笼罩在小镇人内心的阴霾。
34岁的熊振林已经成了洛阳镇上的名人。在镇中心桥头，提起“熊振林”，不少人会迟疑一会儿，很快冲出一句，“你要找熊四家啊”。
镇上人介绍，熊振林刚到洛阳镇时，和父亲熊大英在车站后一个小门市部收破烂，门面很小，生意也不大。
1995年，熊大英因患肺结核去世。次年3月，熊振林经人介绍和废品收购站附近做早点生意的洛阳镇人刘季华结婚。
2月6日下午，记者见到了走亲戚回来的刘季华。说起当初为什么选择熊振林，刘季华满是感慨，“总觉得穷人家的孩子有上进心，而且勤快。”
结婚之初，他们生活拮据。两人做过早点，开过餐馆，打过工，1998年底，夫妇俩结束了在武汉的“摩的”生涯，回到洛阳镇，继续从事废品收购。
直到2004年左右，他们的经济状况发生了转机。
那时，从武汉到十堰的汉十高速公路修到洛阳镇。工地上有大量废弃的钢筋水泥，废品收购虽然“利润不高”，但是“每天总有几吨的量”，再加上“交通也方便了”，“收入像滚雪球一样滚大”。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生意，熊振林收留了两个曾经流浪街头的智障人，安排在废品收购站吃住，每年付给他们2000元工资。这两个雇工也是熊振林案中最早的遇害者。
废品收购的生意很辛苦，即使后来发生了许多不堪回首的事，刘季华仍然说：“过去无论如何都不能抹去，现在看，他还是个很勤快的人。”
在刘季华眼里，“丈夫对生意很看重，报复心也很强。”2005年前后，对作为特种经营行业的废品回收，派出所管理很严，“隔几天来查一次”，而当时恰好某单位一个“烧火的帮工”每天从回收站前经过，熊振林总怀疑是这个人搞鬼，不久开始写匿名信，还真的“把人家工作弄掉了”。
单亲的童年也对熊振林的生活有所影响。
刘季华说，熊振林在家话少，与人没有太多交流，平时也没什么爱好，“每天干完活就看电视，有时看点军事方面的书”。
她还发现，农村的不少风俗人情熊振林都不大懂，比如一般办喜事不喜欢人晚上去，可熊振林常常要忙完生意才登门，“关键是这样的规矩他根本不知道，也没人教过他。”
即使案发后还欠着自己上百元钱，小镇上“老王小吃店”的老板王洪国仍然在说熊振林的好话。这家只有3张方桌的小吃店已经开了十几年，熊振林一直是这里的老主顾，“一星期至少来一次，去年离婚前后天天来吃”。老板老王夫妇提到熊振林，反复说，“他是个好人。人是不坏的”，“有时候客人来得多，请他调个位子，也很好说话。”
镇上的老住户，30岁的张女士在街边做服装生意。在她看来，熊振林赚了钱，吃了苦，生意最红火时，也就穿20元一件的T恤。有人卖废品时，前面称好拿下来，后手又捡进去，熊振林看到了也就是笑着说，“别这样”。
有时候跟隔壁卖废品的老人做生意，多给个几毛钱总说算了，下次再找，“其实下次他哪里记得找人家要钱呢！”
年前几个月，张女士有些纳闷，“以前见人总有个笑脸，那段日子看他有时候也不搭理人，闷着走。”而不久发生的一切则让张女士得出了这样的个人结论：都是没有后代害的！
情人和危机 2005年左右，熊振林在现收购站的地盘花两万元买下几亩地，盖起一栋很漂亮的两层楼房，还买了两间门面和一套房产，成了镇上有名的“破烂王”，传闻有过百万的家产。
刘季华说，实际上远没有传言那么夸张，熊振林赚的钱几乎都用来买地、买门面、盖房了，手上的现钱只有几万。
然而，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并没有给熊振林带来更多的快乐，他开始为一件事情苦闷：他和刘季华婚后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也是在2000年，夫妇俩领养了别人扔弃在废品站门口的一个小女孩。但熊振林一直想要个儿子，他甚至对哥哥表示，“花钱也要买个儿子。”
刘季华说，熊振林对女儿还是不错的，即使离婚以后，住校的女儿每周末回家，熊振林都要把孩子叫出来，送上两三块钱买零食。就在杀人的前一天上午，熊振林还到镇上买了两斤橘子送给隔壁和刘季华同住的养女吃。詹红英说，打离婚官司时，熊振林也曾要求过女儿的抚养权，然而，没有亲生骨肉仍然是他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2005年以后，熊振林和刘季华开始经常为这件事争吵。“他说我断了他的后。”
刘季华认为，有了钱之后，熊振林开始变了。在近两三年里，“他看我做什么都不顺眼，总是骂骂咧咧，动不动就动手。”刘季华说，有几次她也去派出所反映过，但除了调解也没有别的办法。
而此时，熊振林和九口堰村寡妇朱德清的婚外情逐渐浮出水面。
九口堰村距此不远，朱德清的家独门独院矗立在半山腰的小路边。2月6日，记者来到此处时，发现门上的封条还没被揭去。
朱德清是九口堰村的寡妇，今年43岁，比熊振林大9岁，有个两岁半的孙子。根据在熊振林的废品站打过两个月工的余启章的说法，大约在2007年，朱德清来店里卖废品，很快与熊振林“好上”。
镇上人描述说，朱德清长相不算差，穿着挺时髦，看起来跟刘季华年龄差不多。
此后，熊振林偷偷把一套房产卖了。为此，刘季华找到买房的，以她没签字、卖房无效为由，把房要了回来。两人关系因此再度恶化。
去年9月，两人正式离婚，离婚后熊的财产“大伤元气”，两层新楼作价16万元判给了前妻，女儿抚养费3.5万元，熊至今未付清。而离婚后刘季华在两层楼的院子里也开起了废品收购站，与前夫竞争。这些都让熊怀恨在心。刘季华说，熊振林曾不止一次威胁：“你早晚要死在我手里。”深感恐惧的她，曾向当地派出所反映过此事。
绝望后的杀戮 在看守所，熊振林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杀人前，他最大的希望有两个，“一是做好生意，二是和朱德清结婚”。
这两个希望在案发前如泡影一般一点一点地破灭。
朱德清拒绝了熊振林的求婚。詹红英回忆，儿子曾经说过，“朱德清的理由是做了奶奶的人再做妈妈，不好，怕别人在外面说闲话，而且在深圳打工的孩子也强烈反对。”朱德清还告诉儿子，“年后就要去深圳带孙子了。”
没有人知道朱德清如何拒绝了熊振林结婚的要求，也没人知道这对熊振林意味着什么。令小吃店老板王洪国记忆深刻的是，去年9月的一天，熊振林像往常一样来小吃店吃饭，“他坐在最里面的那张桌子上，吃着吃着突然就哭起来。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付了钱就一声不吭地走掉了”。
离婚后的熊振林，经济上也陷入困顿。
去年11月，熊曾当着余启章的面说，他从朱德清那里借过2.8万元，用来周转生意。此后，熊还向朱再借了1万元。詹红英说，自己还私下给过儿子6000块钱，“离婚后他其实已经没什么钱了。”
刘季华也证实，受金融危机影响，去年10月以后，废品收购价猛降，生意越来越难做，以前废纸箱每斤收四五毛，去年底降到了一毛五。
婚离了，房产没了，朱不愿结婚，四处借钱，生意不好做了，诸多困顿和压力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年关，一起碾上了熊振林的心头。
元月4日，熊振林在15个小时内连续杀死了8人。次日凌晨逃走。
当天，随州飘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一位当地小学的老教师说，“这是要洗涤熊振林在人间犯下的罪恶。” (记者雷宇《长江商报》记者 张勇军)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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