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中国又进入了一年一度的“两会”季节，传媒上关于民情、民声、民意的表达骤然多了起来。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党校刘素华教授的文章，题目为《学会从网络上听取民意》，作者例举“天价烟”事件、“公务员公费出国旅游”事件等一系列网络监督案例，论证了无所不在的网民正在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
文章称，学会从网络上听取民意，并积极回应民间的质疑，已成为新时期政府官员的一项基本素质。
应该说，提倡网络监督的观念无疑很开明，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国执政党“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同时也为今年的“两会”奠定了倾听民意的语境。联想到之前《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高度重视农村社会稳定、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原则上不使用警力等，《学会从网络上听取民意》能登上中共机关报并不突兀。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的互联作用决定了其开放性，几年间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监督平台，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
不必悉数互联网为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黑砖窑”、“华南虎”等重大事件业已表明了其有效性。至于“许多官员依然对网络比较抵触……一旦网上出现了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就迅速删帖甚至查封ID，并动用公权力对发帖者进行跟踪、报复”，这样的官员根本不具备“官”的起码素质，用“不明智”、“违法”来形容不足以起到告诫作用。按正常逻辑推论，如果官员能正当行使职权，行的端做得正，则无须视网络舆论为洪水猛兽，只有那些经不起公众评说、为一己利益徇私枉法者才害怕舆论监督。
实事求是地说，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为现代文明留下多少有益的思想，倒是有许多封建理论经常被当作优秀文化弘扬。一些地方官员一边大力鼓噪现代化文明，一边却不自觉沿袭着“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的信条。所以，在中国“民”的概念也很复杂，其中有“顺民”、“良民”，也有“刁民”、“草民”、“贱民”，一位深圳“高官”还发明了“屁民”。这样的“民”自然没有与官员平等说话的权力，即使蜷缩在虚拟网络空间阐述自己的观点，也生怕不小心成了“××诽谤案”的主角。
如果不是身在其境的人，很难想象虚拟的网络何以成为中国民意的集散地，也不会明白权威的理论家为什么要求官员从网络上听取民意，这很有中国特色。要知道，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总数应在两百万以上，有如此广阔的民意沟通渠道，还要求官员学会从网络上听取民意，显得多此一举。而事实上，由于选民与代表、委员之间缺乏直接沟通通道，民情、民意基本难以上达，尽管每年各地都隆重召开“两会”，提案议案却一年比一年“雷”人。比如，“老板如果纳税达到亿元，即可终身享受到厅局级待遇”、“房价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等高论，本质上与民意无关，而官方媒体又不能及时反映民声，致使虚拟的网络沦为传达民意的通道。
无意在此讨论某种制度是否合理等宏大问题，而是怀疑从网络上听取民意有多少可行性。那些习惯了“一言堂”的人连党纪国法都置若罔闻，让他们主动俯首倾听民声岂不是一厢情愿？虽然近来有越来越多官员频繁“现身”网络，主动与网民进行沟通交流，为中国互联网世界平添了很多话题。但大多数官员对网络民意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偶尔搞一些与网民见面活动，也是形式重于实际，作秀色彩极其浓重。这些人当然知道在哪里能听到真正的民意，只是民意不能使他们得到政绩和提拔，听与不听完全凭个人的修养和心情。
毫无疑问，近年来网络舆论在中国发挥了一定监督作用，但终究不是法定的民意反馈渠道，也不是真正的话语权，所以在网上听取民声未必是最佳选择。首先，如果官员必须到网络上才能听到民意，那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秉持的立场就应该受到质疑，他们所行使的参政议政权就没有任何意义。其次，网络毕竟是网络，优点和弱点都很突出，一方面有言论自由的特性，另一方面其中一些信息带有虚拟性。因此，将此定义为官员听取民意的主要途径，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亚圣孟轲说过：“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古代的中国肯定没有如今信息发达，但贤者并不乏“乐民”、“忧民”意识。换句话说，社会管理者听取民意也不一定必须上网，如果真心希望倾听民间呼声，“渠道”遍地都是，关键是他们愿意不愿意“真听”。所幸的是，中共最权威的党报开始反对一味打压网络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民意的重视，预示着中国将进一步开启民主进程，这无疑是可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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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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