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直击
本报记者 李松 黄洁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家梁
今天上午9点20分，11名被告人在法警的带领下走进了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法庭。就是这11名文化程度不高，来自河北、河南、江苏等多个省市的人员，制造了北京市建国以来骇人听闻的一起制售假发票案，仅警方从被告人暂住地、仓库等地收缴的假发票就达到了近百万份。
文盲开“作坊”发展到制售假发票一条龙 去年三月，北京市宣武区警方发现，大栅栏地区街边时常有一些外地女子兜售假发票。
经过两个多月的跟踪侦查，警方发现，这些女子不过是整个违法犯罪行为的末端神经，其背后还连着一个集产、运、销于一体的一条龙犯罪团伙。
这个团伙的源头是一名叫韩东安的男子，河南省沈丘县人。现年41岁的韩东安原本是个普通的农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担当起”了这起巨额制售假发票案的始作俑者。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韩东安与吴开通合伙从事印制、销售假发票的活动。韩东安负责提供印制发票的各种原材料，吴开通则负责在其租住地进行假发票的印制。“货”做好后，韩东安就以每本3.5元左右的价格，通过物流服务中心发往北京，销售给杨金华、朱文开(另案处理)、卢长渠、李占超和杨明亮。
法庭上，韩东安先是对检察机关的指控表示认罪，但随后却当庭推翻了其在公安和检察机关的部分供述。
对于假发票的销售和运输，韩东安说：“一般都是客户主动打我的手机，我就按照客户的要求让吴开通去印。等货做好了再告诉他地址，让他去物流公司发货。”
据了解，韩东安共有三部手机，所有“业务联系”都是通过这三部手机，买家在收到货后直接向韩东安的银行卡内汇钱。据韩东安的口供记录，他承认经其手发出的假发票共计10万本。但是今天在法庭上，这个数字在韩东安的口中却变成了4000本，另外的96000本推到了被另案处理的吴开通身上。
共处一室却称对伴侣售假行为一无所知 河北来京打工的杨金华是韩东安的重要“下家”，同时也是胡林等三名被告人的共同“上家”。
“我从韩东安那里一共买过四次发票，累计10000多元，有的两三块，最贵的四块五。”杨金华在庭上说，“我从没见过韩东安，每次进发票，都是韩东安通过物流公司把发票寄过来，货到后我再把钱汇到韩东安给的账号上。”杨金华说，他收到的发票每本加1至2元出售，都是人家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再骑自行车送去，前后挣了1700多块钱。
法庭上的杨金华非常镇静，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当公诉人提到谢启芳这个名字时，杨金华顿时显得有些紧张。
原来，谢启芳和杨金华虽没有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却生有一个小孩。谢启芳承认自己帮杨金华找过拉货的车，一起去物流公司取过货，可杨金华在卖什么她不清楚。
案发后，警方从杨金华的暂住地和存放假发票的仓库内收缴的假发票共计527733份，检察机关认定杨金华与谢启芳是共同犯罪，谢启芳为从犯。
假发票未卖出是否“情节严重”成争论焦点 由于案件被告人众多，庭审一直持续到了下午。在下午的法庭辩论过程中，警方从被告人暂住地和仓库中收缴的未被卖出的大量假发票，到底应该如何认定成为公诉机关和被告人的辩护人之间辩论的焦点。
根据指控，韩东安伙同他人非法制造发票后，自行予以出售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了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而杨金华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的行为，情节严重，也已经构成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
但韩东安的辩护律师称，韩东安制造的很多都是目前北京市已经不存在的发票，即使其将这些假发票拿到市面上去卖，也不会有太多的人购买，因此不能算是情节严重。而且，起获的发票中很多是手写的假发票，具体的报销数额需由购买人自行填写，据此就认定“数额巨大”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杨金华的辩护律师还提出，杨金华出售的假发票一部分是杨金华拿在手中准备出售的假发票，因为其后被公安机关抓获，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没有得逞，因此应该算是犯罪未遂；另一部分则是杨金华放在家中、准备拿到市面上出售的假发票，这部分发票因为尚未开始进行销售便被警方起获，虽然数额较大但还应该属于犯罪预备。
对此辩解，公诉人员称，假发票无论是拿在手中准备出售的还是藏在家中准备出售，都是实施犯罪整体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杨金华购买假发票准备出售进行营利的那一刻起，犯罪行为就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后来被警方抓获，都应该属于犯罪未遂。
本报北京2月1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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