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英教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教育或高学历教育，而是培养现代社会英才的通行教育模式——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以信息化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培养军事领域的顶尖人才方面出现了新趋势。
美国在《国防教育法》中提出：“为了国家安全必须选拔我国大批的天才儿童，并努力进行天才教育。”俄罗斯也意识到：“就实质而言，军事领域里正以隐蔽形式进行着世界各国及军队间的教育对抗，其目的在于争夺控制技术活动中的人的领先地位。”日本强调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军队人员的素质高于社会总体水平。
为应对新挑战，我军院校教育整体转型和新型院校体系的建立，其实质和核心，就是要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军事精英人才。可以说，走精英教育之路，是军事人才培养在国际竞争中的大势所趋。应该看到，军事高等教育不是一般性的知识教育和学历教育，而是要造就从事特殊职业、适应特殊环境、履行特殊使命、能够领军打仗的特殊人才，这就必须实施以精英教育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二战以后，美军只保留了西点军校、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斯普林斯空军军官学校等3所学历教育院校，每年毕业生仅占美军新补充军官总数的17%左右，但美军半数以上将官在上述院校完成学历教育；美军先后17任参联会主席，15位在军事院校完成学历教育；美陆军10个现役作战师的师长，8位毕业于西点军校。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有许多知名地方高校，而他们坚持办军队学历教育院校，走精英教育路线，培养出许多军事杰出人才。
有观点认为，精英教育是针对少数人实行“宝塔尖”式教育，与我军院校学历教育性质不相符。这里，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尖锐话题：如何科学把握精英教育的内涵，及其与军事高等教育的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在三个层面上澄清认识误区。
精英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最初含义是指对经过筛选的优秀者，或为享有社会特权的少数人提供的优质教育。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于1973年提出了“三阶段”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能够容纳适龄人口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教育阶段；超过50%为普及化教育阶段。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均超过60%，而我国2007年已达到27%。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中，精英教育仍然以合理的形式继续存在，但并非向马丁·特罗传统意义的“精英教育”简单回归，而是跳出“量”的界定，强调“质”的突破。
现代意义上的“精英教育”是指为社会各界培养拔尖型、领军型人才而进行的专门教育。无论对本科生还是对研究生，都可以进行精英教育，比如一些知名地方大学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就强调要为党、政、科、商、工等各界培养未来的杰出领导者。美国西点军校只培养本科生，其毕业生的工科学士水平不逊于地方名牌大学，而军事素质和技能堪称军中骄子，便是现代精英教育的结果。
军队综合大学承担的学历教育不是地方高校的大众化教育，而是瞄准军队需求、打造精英人才的特殊型教育。一般说来，地方普通高校的学历教育以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培养通用型、基础型人才为目标，主要解决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普及和提高问题。而我军综合大学承担的培养生长干部的学历教育，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即培养未来治军建军的杰出人才。这种特殊人才群体的打造，事实上难以由市场化、多元化、功利性、通用性的大众教育模式担当。
军队综合大学教育转型不是由工程技术院校向初级指挥院校的简单转换，而是在发挥技术优势基础上，适应现代新型指挥人才培养需要的教育模式的系统提升。学历教育合训任务向综合大学集中，并不是要把综合大学变成传统的陆军学校，也不是单纯地担负初级指挥院校的培训职能，而是要为培养具有“合格工程师+军队领导者素质”的技指复合新型指挥人才奠定坚实基础。这种复合型基础教育功能，才能与指挥院校的岗前任职培训功能形成承接递进关系。即使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也有必要瞄准部队任职需求，提高其人才素质的技术与军事结合度、科学素养与领导者品质结合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综合大学的教育转型不是丢掉既有优势，而是增加新的功能；不是弱化学员的科技素质和发展潜力，而是强化基础素质的全面性和复合性，力求任职能力“前劲”与长远发展“后劲”的统一；不是降低人才培养标准，而是将标准提升到精英教育的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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