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人生就是不负此生 受苦的人没有悲观权利

　　-人物简介

　　刘墉：画家，作家。1949年生于台北。祖籍北京。

　　在世界各地办个展近三十次，出版中英文著作六十余种。尤以处世及励志散文畅销台湾、内地及海外华人区(其中有入选台湾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者)，总计达几百万册。

　　热心演讲、教育及公益事业。在台北创办免费的青少年谘商中心，历14年至今。1999年始，将内地所得版税用以在内地偏远地区捐建小学，至2008年12月已捐足40所。

　　2008年7月21日起，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主持《世说心语》节目，其内容被集成“处世秘笈”、“教育秘笈”、“成功秘笈”于岁末年初相继出版。

　　-采访手记 用力生活

　　刘墉是故人。2003年也是冬天访他，那个11月北京下了一场出奇早到的雪。

　　5年后先在凤凰卫视上又见，栏目叫“世说心语”，他每天8分钟教人懂应对、知进退，苦口婆心。网上也依旧有赞有弹——他讲那些是“小聪明”还是“大智慧”？是传“世故之道”还是能成“大智人生”？有人说话不好听：“一些生活小故事、历史小掌故，加上一些自我小感悟，就当作智慧大餐端出来飨客，甚至当作普度众生的挪亚方舟来度人，这种端着架子的正色传道人，真能称得上手艺惊倒万众的大师吗？”

　　对这些，“刘老师”想来也是心中了然——“本书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经世伟略，却充满了殷切的叮咛。”“六十耳顺”之年，他依然在新书封面上努力睁圆了眼睛，把腰挺得很直。那样子，真的有些像一个有点儿爱絮叨、锲而不舍的家长，有点儿招孩子烦，自己心下明白这个，也不是不脆弱，但仍很坚持地要把认为对的事做下去。

　　一个很用力生活的人，永远像在跟什么做战，不肯退让。

　　刘墉对命运很有耐心。曾经，生于大富之家，6岁前都只穿纯丝的内衣。然而，9岁丧父，家道中落；13岁一场大火，小康之家一夜焦土，母子废墟旁草房栖身；后来又因吐血被迫从中学休学。人生如戏，造化弄人。幼时失怙、稍长又失学的惨绿少年，成人后是一个“好为人师”、甚至有点儿“好为人父”的大人，刘墉说：“我们谢天的时候要助人。”

　　“青少年早上常常特别不爱起床，除了因为他们需要较多的睡眠，更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外面的世界。当他们想到起来就有一堆的功课、一家的瞩望和一串的考试，就恨不得躲在被窝里不要出来，恨不得不要长大。”2008年末，刘墉在新书里把这话说给家长们听。话里那一点解人和怜悯，听得心里有点儿泛潮——正是多难的2008年，总在想那么多失怙受创饱受惊吓的孩子，他们能如何长大？

　　这一年，刘墉为台北青少年创办的免费谘商中心(司紧急心理救助之职)，也已经走到第14个年头。在东方君悦酒店他的房间，我们的话题从此开始。

　　-我觉得有一种使命感，为中国的孩子们，为教育，要多尽心

　　记者：“世说心语”是您三十年后重上电视，给年轻人讲处世、给家长讲教育，是电视台的意思吧，他们看好这是您长项？

　　刘墉：不是。他们希望我讲古典文学。

　　记者：那就对了，凤凰卫视18:45这个时段，去年前半年是台大哲学系傅佩荣教授的“国学天空”，每天一集阐述中国文化思想。您要是接着讲古典文学，好歹同属古典智慧，会比您现在这个显得更搭。

　　刘墉：是啊，但是我说我不要，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答应我就做。他们好像考虑了蛮久，答应了。后来做一个民调，看大家都喜欢我谈哪方面。我就根据这个民调，分三个阶段谈处世、教育、励志，一共半年的节目。

　　记者：为什么选这几样？不担心人说您浅白、世俗、新瓶旧酒？

　　刘墉：其实是我有一个自我的期许。我经常自问：有能力做什么？我觉得有一种使命感，为中国的孩子们，为教育，要多尽心。我过去写的书无论是给儿子的《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还是给女儿的《做快乐读书人》，都是以做子女者为对象的，我没有以家长为对象讲过整体的教育观念。

　　像康纳尔大学自杀的学生里，亚裔的占多少？而亚裔学生在整体学生里边实际占的比例又有多少？我都把数据拿出来。那亚洲人、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在教育上面是不是有些缺失？

　　最近刚刚有一个新闻，台湾学生得到国际上一个学术竞赛的大奖，但学生们都不爱那些科目。今天父母都叫孩子弹琴。有些孩子琴已经弹得非常好。可是一上初中，把琴往那儿一搁，搁一辈子都不碰了。你让他“今天弹首琴吧，弹个《生日快乐》歌？”不会弹。也不喜欢弹。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一个孩子几乎没有学过琴，或者只学过一点点，但他自己有一天会打开琴盖子弹一弹来娱乐他自己。那我们这个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我们让孩子学琴到底是父母的奢侈，还是为了让孩子在生活的情趣和音乐的陶冶上面有更大的好处？这许多东西我觉得我有一个使命感，要在这里讲出来。

　　记者：我看到过很多家长带着去看心理医生的小孩儿，心理医生说：其实孩子都是在为父母吃药。

　　刘墉：对的，这个是讲得太对了。我在台北有一个青少年谘商中心。常常他们一进门，都是母亲带着孩子来，我一看妈的脸，就知道孩子问题出在哪儿了。

　　 -你倒了一杯咖啡、还用一个瓷碟端着给孩子放眼前，他已经融化了一半

　　记者：怎么想到办谘商中心？

　　刘墉：我有一阵子在台湾巡回办演讲，一办就是十几场。演讲有答问，但一些听众私下跟我说：“我这些问题不能够当众来问，但是却很需要您帮我解决。”这种状况之下，我就觉得我应该私下安排一些时间，比如每个学生大概40分钟，由学校训导处或者教务处盖个章，把申请书寄来，然后我们会安排，一定他的父母或者老师要跟来，我们办公室有人专门接待。孩子来了我们会倒咖啡给他，你会发觉，你倒了一杯咖啡、还用一个瓷碟端着给那个孩子放眼前，他已经融化了一半。他没有想到你这样对他。所以我就讲，父母有话要跟孩子说，为什么要一边炒菜一边哗哗哗哗骂，或者看着报纸，儿子过来了，哗哗哗哗骂，这么没有威仪。

　　开始办谘商中心后我就不在台湾公开演讲了，因为我时间有限嘛，没办法。就单独跟孩子们来谈。一直办到现在，大概有14年了。

　　记者：公开演讲不是个挺好的事儿吗，台上光彩，还有演讲费，你的话也更多人可以听到啊。

　　刘墉：公开演讲是可以促销、推广你自己，我演讲费也是会要很高的钱，然后都把它捐掉。但是孩子们急需要你帮助，有的是跟父母冲突得非常厉害，常常都是要自杀。有的写信来说，他常常坐在楼上的窗子上，就差往后一翻，事情就解决了。这种信拿到你不赶快处理吗？马上就联络，特别安排能够来谘商。

　　记者：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找吗，比如别的心理救助机构？

　　刘墉：他们没有这种观念。比如像忧郁症的生理基础这种问题，你要解释给他听。到最后他一听“哦，刘老师也有这个问题，大家都一样嘛”。你从这个角度跟他聊，他才会听你的，才会去看医生。

　　观念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今天父母逼孩子逼到那样子紧，逼到孩子甚至自杀，那么它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为什么孩子考得不好家长就抬不起头？我孩子是这个月没考好，可是我孩子在别的地方我相信他能有成就。而且孩子是孩子，我是我，尽了我做父母的力，孩子要向其他的方向发展，那是他的事。他要拼命，他可以一天只睡三个钟头觉。但我不逼他。每一个人都得到十足的自由，每个人的才能都得以发挥，每一种职业和文化都得到尊重，这才是健康的社会。

　　有一天我跟我儿子还有他同学在门口聊天，这时候垃圾车过来了，那个同学讲“那是我爸爸”。那爸爸就摘下手套，过来跟我握手，然后聊聊天，他又继续去工作。这是我所希望的社会，它懂得尊重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保有他的自尊，连一个清下水道工人都擅长和热爱他的专业，并且收入和地位不比医生来得低下，这样一个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社会，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程度的幸福。

　　-小时候父亲常常灌输这种东西给我：不要太满，太满就翻了。当然翻了也没关系

　　记者：可好多观念不知道要几百年才能改得了啊。

　　刘墉：慢慢来，就像我写的这些书，说不定潜移默化多少会产生一点儿作用。就好像现在好多人都在做公益活动，公益活动渐渐这个气氛就起来了。大家一起努力，绝不勉强。这就叫文化。

　　记者：唔，这是您的乐观主义。

　　刘墉：OK，忧郁的人会乐观主义。

　　记者：一般人的这种努力会因为看不到效果而坚持不下去。

　　刘墉：我只是去做。就像凤凰卫视的节目，我从来不去看收视率，我半句都不问。我只问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好好去做它。什么叫做才子？什么叫做天才？实实在在去做。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儒家思想。

　　尤其到了这个年龄，“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年轻的时候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定思痛。我年轻的时候说：“为什么说"等片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那是老人家的话。”对，我现在是可以这么想，但年轻的时候是“抢片时风平浪静，进一步海阔天空”。你注意，老车子到年轻的司机手里，开最快还安全，新车子到老司机手里，慢慢开还撞树。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人生观嘛。到我这阶段，不把这看开了还怎样？

　　记者：您今年60岁。

　　刘墉：六十耳顺。就是没什么听着不顺耳的。就是等到了“识尽愁滋味”的时候，“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到年老就比较泰然，像弘一大师，有的好吃也好，没的好吃，粗茶淡饭也成，有好睡的地方也好，有个硬蒲团坐坐，也好。你到年岁长了还争，那是不好的。我小时候我父亲就一直给我这个教育。他在我9岁时就过世，之前病了一整年。他常常会灌输这种东西给我：不要太满，太满就翻了。

　　当然翻了也没关系。我那本“处世秘笈”最先出，一位读者说，看了我的书都睡不着觉了，“社会原来这么复杂”；还有一位读者告诉我，他出社会后总觉得自己冤枉、倒霉，看了我的书才知道社会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他能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了。这就是我写书的原因，我把一个真实的社会摆在你们面前，给你们打预防针，这样你们遇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记者：真难得。按说您是一个成功的人了，您自己的孩子您也教得很成功。但是您还是会心怀更多的孩子，去体谅他们成长的艰难。

　　刘墉：因为我们谢天的时候要助人。我常常讲我们要谢天，千万不要怨人。我们怎么样报答天呢，只是守着这点儿幸福说“我好幸福我好幸福”吗，还是我们可以分点给别人呢？我有时候训儿子训得，他左耳进右耳出，可是突然外头来了一个年轻人说“只请您讲十分钟”，我已经累死了，但还是跟他讲了大概半个小时。那孩子出去的时候我在他身上看到立刻的效果。跟我的儿子讲几百分钟，那个只要三十分钟，它有那么大的效果，为什么不讲给别的孩子呢？每个人的孩子都是孩子，不是吗？

　　“9·11”之后，纽约世贸附近乌烟瘴气，任何靠近的人呼吸道都要受伤的。但儿子刘轩要去当义工，我们举双手赞成，因为这是人格成长的一部分。这就是人生啊。活在今天的世界，人就要做世界人，关怀这个世界。人不应该太对得起自己。太对得起自己，这个世界就会对不起你。

　　-痛，有的时候会“痛快”；痒，抓了以后也挺舒服；为什么把人生的很多事情都要看得很悲哀呢

　　记者：一位网友读了您的书，这样感想：“其实真正能做到让自己的人生光彩，不一定要仿效这些名家、伟人说的那样。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要做到就是给自己勇气和信心，有好好活下去的信心，花开到荼蘼不一定会死，人走到绝路也会有逢生。”

　　刘墉：对呀。我刚生下来时曾经家境很好，从来都给我穿纯丝的内衣，等到五六岁买不到丝的必须穿棉的了，我父亲使劲问“扎不扎你，扎不扎你”，那个担心内疚的样子我现在都记得。父亲一过世就什么都变了，再后来失火、吐血等等，各种遭遇。

　　失火后住在违章建筑区，铁道旁边，屋顶好像是有破洞还是什么，那个阳光会射下来。然后火车一过，那个灰尘会掉下来，半空中阳光一道一道一道的，好像《奇迹》那个电影里那种。然后我就会哮喘。我也没觉得悲哀啊。痛，有的时候会“痛快”；痒，抓了以后也挺舒服；忧郁，有的时候有滋味啊，有的时候到了几点钟，排山倒海那劲儿“呼”就来了，好像乌云盖天就来了，可是你就会感性，说不定东西就写出来了，画就画出来了。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嘛。那哮喘是缺氧，我有的时候演讲突然就喘起来了，缺氧就变朗诵诗了，有时候讲得特精彩。为什么把人生的很多事情都要看得很悲哀呢？

　　记者：能想得开是一种天赋。我就羡慕您，为什么这么经得起、不害怕受挫？

　　刘墉：挫过来了呀。所以受挫是有用的。“草木不经霜雪，则生意不固；吾人不经忧患，则德慧不成”。想想，爸爸一下子不在了，下午我还在门口玩沙呢，我母亲坐三轮车回来，苍白个脸走进去，我跟着进去，看到我母亲在地上打滚在那儿哭。就那天爸爸走了。我就在旁边说：“还有我啊。”然后失火，夜里失火，第二天回去，一大堆人嘣嘣嘣从四边墙跳走了，把我们存下的一点点值钱东西都挖走、抢光了。没家了。然后到了高中吐血，一下子就没了健康了。

　　没了父亲，没了房子财富，没了健康。什么都可以没有啊，所以我不认为幸福是持久的。当下幸福最重要，人生就是不负此生。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世间本无法，法在我心。不负我心，不负我生，我敲我的锣打我的鼓，像我以前研究所教授给我的评语——苦心孤诣，想做什么你就乒乒乓乓去做。

　　记者：您怎么就能不被打倒，您是靠什么渡过来的？

　　刘墉：这也可能是一种天性，我总是可以在苍凉当中发现苍凉的美。失火后我母亲在空地上搭了草棚，下雨就漏雨丁零当啷。她在我身上盖了两件雨衣，不时就积了水，要拿起来抖一抖。哗，水流下来，我就明白什么叫“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到现在，雨声都让我特别有感触。所以我会讲一句话：人，如果不能欣赏悲剧的美，就无法在精神上建立起来。你要有能力从悲剧里面脱身出来。在痛，但是脱身出来，去看那个痛，去咀嚼那个痛。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到最后看到的都是正面的。

　　记者：像我昨天看到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很用力地记住痛苦的话，他就只能生活在痛苦之中。其实是您选择了看正面。

　　刘墉：管它选择与不选择，我觉得它是正面。就像问一个人：你脾气怎么这么好啊，你怎么那么有耐心啊？人家说：我有耐心吗？我没有觉得我有耐心啊。因为他没有觉得他在忍耐，所以他能够忍耐。

　　-供图/苗辉

　　 -链接：刘墉之子刘轩2009年1月26日的博客

　　教育他人是老爸的乐趣

　　有个名经纪人曾经告诉我，艺人都应该有一个特质：同样的曲子唱十遍、同样的故事讲十遍，不但不会厌腻，还会一次比一次更起劲儿。

　　如果这么说，那我父亲从很久以前，早就开始训练我当一个艺人了。

　　例如吃饭时，他会夹起一块肥肉，先向在座的客人们宣示他的胆固醇很高，但碰到老婆做的梅干扣肉还是欲罢不能，接着便问：“儿子，这个叫什么？”我则脸不离碗立刻回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每次都让满桌笑起来。

　　吃完饭，大家在客厅，听我表演完一段钢琴之后，老爸一定会提起某一天当我在练琴时，他误以为我故意弹错音而敲我脑袋，后来发现我没错而当场赔上五块美金。接着他一定会问：“儿子，然后怎么样？”我便回答：“我当场找了你两块钱，因为敲得不够痛。”每次都赢得客人叫绝。

　　有时候我觉得老爸一定是闷坏了，老是需要我陪他唱双簧。

　　有时候我也想，难怪老爸会念师大，因为他天生就是个老师。教育他人是他的乐趣，也是他的动力。当然，我们全家和周遭的朋友都直接或间接落为他的“教材”，我们的私事还变成国中生必读的功课(真不好意思啊)。虽然我对外开玩笑说，我很高兴当个混账儿子，为了给我老爸写作题材，但事实上我时常不希望被他写到。甚至在大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不想打电话回家。直到有一天收到一个读者来信。他说自己家境不好，父亲老是在工作，从来不跟他聊天。但某天晚上他父亲偷偷走进房间，把《超越自己》翻到其中一篇，留在他的床头柜上。那篇叫《在风雨中成长》，他看了以后，便了解他父亲是爱他的，所以他想要谢谢我。

　　近年来，我父亲开始透过燃灯基金会，在偏远地区捐钱盖学校。盖的几十所，都是以家人取名，但从来不用自己的名字。有一次我们全家去贵阳探访“帆轩四小”，在吉普车上翻了好几个小时到穷乡僻壤的山区，看到几十个学生挥着旗子跑出来欢迎我们。我们给他们发巧克力，看他们跳舞表演，老爸还叫我妹妹拿出小提琴演奏给他们听，随之掏出他的照相机。我在旁边偷笑，一方面我知道这又将成为老爸的写作题材，但另一方面看到他骄傲的表情，我内心也真为他高兴，因为此刻他正是大家的刘爸爸、刘老师。

　　吴菲(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