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家和他的精神病人世界

郭海平不愿面对媒体。这是在上海举办的一次艺术活动，他说，当代艺术家要背对艺术，面对生活

张玉宝在做陶塑，这也是郭海平艺术疗法的一部分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2006年10月10日，画家郭海平拖着一只黑色拉杆箱住进了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院长带着他穿过医院的走廊时，有人悄悄指着郭海平问：“是新来的吧？”半夜里，住在顶楼的郭海平被楼下传来的凄厉惨叫惊醒。

　　“那是个女人的声音，音调高亢，毫无来由，叫人毛骨悚然！”这个40多岁、平时经常大笑着展示缺牙巴的大男人突然无法入睡了，出于恐惧，他挨个打开精神病院四楼的全部电灯，开了整整一夜。

　　这是郭海平正式住入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巧的是，这天正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不是刻意安排的结果，他早就向医院提出了入院请求，但是医院一直不同意，前后拖了10个月，他的计划才得以实施。

　　在郭海平的入院行李中，除了电脑和必备的衣物，其余就是大量的绘画用品：彩色铅笔、油画棒、水粉颜料……他希望对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病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艺术疗法”，收集精神病患者的艺术作品，并进而观察他们的精神世界。

　　在医院里，郭海平自己也继续从事艺术创作，他在未干的黑底色上，用白颜色反复打“×”。他给南京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成勇打电话，期期艾艾地试图描述自己入院期间画的这批作品，但始终感到辞不达意，最后，他说，“如果一定要用文字解释的话，就是‘压抑’和‘否定’。”

　　成勇听后马上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说：“看来你也疯了。”

　　他到底要干什么？

　　南京祖堂山医院坐落在南京著名的南郊风景区内， “南朝四百八十寺”，著名的“弘觉寺”就在祖堂山，与今天的精神病院一墙之隔。南朝最后两个皇帝死后就埋葬在此。皇帝陵墓、寺庙与精神病院，三者均与出世和灵魂有关，被神秘地安排在一起。1952年，弘觉寺的僧人被悉数遣送回家，寺庙就成了收容精神病人的场所。

　　渴望甩掉理性的人很多，真正成为疯子的人很少；醉酒的人很多，发疯的人很少。郭海平不善饮酒，唯一能喝的是黑啤，酒量一小杯，但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有股子疯劲。

　　“一开始，我们都并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怎么干，医院对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把握，也从来没有过先例。”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王玉主任说。工作之余，王玉是一名艺术爱好者，她与郭海平在一次名为“病：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的艺术展上结识，并保持了多年友谊，郭海平能入院进行这次破天荒的尝试，王玉功不可没。

　　医院把住院部的四楼全部拨给郭海平使用，有几间很大的活动室，每天下午，由医生带着病人过来画画，有些人只是看看就走了，另一些愿意留下来。郭海平只提供用具，鼓励他们随心所欲地画任何自己想画的东西。

　　“精神疾病与艺术创作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直吸引着我，在‘疯狂’和‘天才’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疯子与天才只有一线之隔，像凡•高、蒙克、贝多芬、莫扎特、康德、尼采、伍尔夫……在我的经验中似乎只有那些极富智慧、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只有那些不甘平庸、喜欢在自己精神世界里沉醉和畅游的人，才最容易与现实发生冲突，并在心理上留下障碍，久而久之，他们的心理上便形成了某种错乱的病态表现。”

　　郭海平说，他周围的许多艺术家，也跟他一样，晨昏颠倒，昼伏夜出，想入非非，对商业世界和社会交际表现出各种情状的不适应，“也许，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我们这些搞艺术的，脑子也都有点问题。”

　　郭海平收集了许多绘画名作，做成幻灯片放给病人们欣赏，一名女病人看着看着突然号啕大哭，表现出无比的痛苦，并开始捶打自己。郭海平吓坏了，为了不再刺激病人，他马上停止了播映，但是内心深处，他疑心这位女病人对绘画里所表达的情感，也许感受得比其他人都更为强烈。

　　画“怒吼”的张玉宝

　　入院后第三天，一位叫张玉宝的病人表现出的惊人天赋引起了郭海平的注意。该病人入院前在南京南湖卖小馄饨为生，初中文化，生平从未受过任何绘画训练。

　　张玉宝，32岁，因“渐起凭空闻语，疑人害己一月余，并持刀自卫”于2005年3月入院至今，入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服用抗精神病药氯丙嗪。——王玉医生的治疗笔记

　　郭海平说，在他接触到的病人中，张玉宝是艺术直觉和认知能力最好的一个。他用红、黄两种强烈的对比色画了一个圆柱，上面张开大嘴，画面强烈而刺激。“直觉中，整个画面像一个勃起的阳具，但上面红颜色的眼睛，又表明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张玉宝用手指着那幅画说，这是‘怒吼’。”郭海平大感意外。

　　“很多人都熟悉蒙克的《呐喊》，蒙克也是被确诊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艺术家，蒙克的《呐喊》充满紧张、挣扎和压抑的气息，相比之下，张玉宝的《怒吼》单纯又充满激情，同时具有明显的抽象意味。”

　　在张玉宝笔下，只要涉及到人的形象，一定都是畸形、残缺和痛苦的，他会画一个被铁丝缠绕住的小孩，或者钉满铁钉的人头。相比之下，他画的动物、蔬菜却显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他似乎非常关心人的精神世界，许多画作的正中都是一枚孤立无援的脑袋。他为自己的绘画取名：一个被繁点包围的脑袋叫《挣扎》、而另一个生出无数裂变曲线的脑袋叫《分裂》……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看，这也许都属于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无意识。

　　张玉宝的眼神与其他病人分外不同，精神病人服药以后眼神多少会有些涣散或呆滞，但张玉宝的眼睛骨碌碌，很狡黠，他常半低着头，可是眼睛瞟着，暗中观察别人。他会说冷笑话，善于在语言里埋伏机关打趣别人，别人笑成一团，他不笑。不发病时，看不出他有任何异常。

　　医院附近有一条狗，他停下来看看，“嘿，杂种狗！”——听起来好像是在骂狗，其实也是一句客观评价，该狗确实不是纯种。然后饶有兴趣地再看几眼，接下来说的话有点暴力，“嗯，从狗嘴这里剥，可以剥出一张整皮子来。”他喜欢跟其他病友开荤玩笑：“王军，你老婆好久不来看你了，肯定是跟别人跑了，你想老婆吗？我帮你在四病区（女病人区）找一个。”别人反过来笑话他，“你自己想老婆了吧？”张玉宝很平静地说，“想有个鬼用，说不定她都改嫁了。”

　　张玉宝是孤儿，蜜月没过完就进了精神病院，不久他老婆也疯了，一度入院，出院后不知去向，再也没有出现过。别的精神病人有亲友探视，带烟给他们抽。只有他和王军没有，医院每天发10支香烟给他们，病人必须凭前一天抽剩的烟头去换第二天的香烟配给。医院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8元，香烟钱包括在其中，因此，发给他们的是最廉价的“大丰收”、“秦淮”，两块钱一包。即便如此，这10支烟也是他们漫长一天里最期盼的享受了。

　　张玉宝画过一幅《困兽》，一只鲜红色的野兽在深蓝色的铁笼子里咧齿长哮，他说，这画的是“没有烟抽的感觉”。在没老婆以及没烟这几件事上，他跟王军境遇相似，他笑话王军，其实也是嘲讽自己。

　　湖南卫视记者知道郭海平的事情以后，跟到医院来采访。记者请张玉宝当场作画，张略一思索，随手画了四面正插的三角旗、四面倒插的三角旗，八面旗帜犬牙交错。记者不明其意，请他解释。张玉宝只说两个字“旗帜”。记者大概低估了精神病患者的智商，用对儿童说话的循循善诱口吻，问张玉宝：“旗帜怎么会有倒着的呢？”张玉宝说：“你没看见过倒着的旗帜吗？我告诉你，有，在我的心里。”

　　机械崇拜者王军

　　王军，49岁，农民，2006年5月入院，服氯氮平治疗，患者服药后在病房内表现安静，配合医护人员，有礼貌，非常有爱心，经常照顾年老体弱的病友。——王玉的治疗笔记

　　王军是一个典型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告诉郭海平，自己有两个儿子，供养他们读书已经非常吃力，想着将来他没钱给他们盖房子，没房子他们就娶不上媳妇，他就无比苦恼。村里周围的能人都发了财，盖起了小楼房，只有他没用，除了种地和卖苦力什么都不会。

　　“愁得不行的时候，我就在家里一个人抱着头哭。”郭海平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因社会贫富差距和经济压力而最终崩溃的中国农民”。

　　这位农民的老实和自律用一个例子就能说明。在精神病院里，医生通常不让病人喝茶，但郭海平会在绘画活动室里为病人提供茶叶，医生知道绘画需要一些兴奋感，因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病人甚至冲着我这有茶喝才来画画的，只有王军，我要给他加茶叶，他主动拒绝说，喝茶会降低药性。于是他看着周围的病友都喝，他自己一滴不沾。”

　　别的病人大多喜欢简单的画具，只有王军能恪守画完画马上给画笔套上笔套的规则，“他作画一定要使用直尺、圆规，离开了工具就不画画，这也反映出他是一个刻板、拘谨、安守本分的农民。”

　　王军每天都画一些颜色鲜艳的农用机器，比如收割机、水闸，他甚至画过一辆火车，虽然他这辈子只见过一次火车，令人费解的是，他画的大多是俯视图，他说，这是他“在天上看到的火车”。

　　一次王军看见一位年轻的女病人在画一块折起的布，便责问她：“你画这玩意有什么用啊？”相比之下，王军所画的器械都是在农村生活中非常实用的东西。他在住院前也常常用画画来解决苦闷，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他甚至为自己画过一张大学毕业证书——这当然也是非常实用的。

　　郭海平日记里写道：“王军的精神分裂应该是他一方面固执坚守中国农民老实本分、因循守旧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崇拜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机械力量。他之所谓喜欢画这些机器装置，一定是希望自己在巨大的生活压力前，能像机械那样不知疲倦，并具有强大的力量。”

　　王军曾入精神病医院5次，每次回到家中，他就自己停止服药，因为“药物会让人没力气，我就不能干农活了”。

　　对病人的艺术治疗

　　在郭海平艺术疗程中崭露头角的，往往是那些入院不久、服药不长的新病人，只有他们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欲望还没有受到药物的戕害，有的病人画到一半就感觉疲惫，倒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起来。但有一位自封为公主的“余丹格格”除外。

　　“余丹格格说话嗓门特别大，有很强的控制欲，而且毫不掩饰她的势利。只要她开口，别人都不许讲话，你会发现，在病人中她很有权威，她一回到病房，马上就会有其他女病人过来向她汇报她不在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画画方面，余丹格格也有很高的天赋。”余丹格格已经住院用药数十年，但精力无比充沛，生命力旺盛不衰，连医生都认为是个奇迹。

　　“进口药副作用比较小，但是贵，一颗要好几块钱，而精神分裂者长期服药是不可间断的。像张玉宝、王军这样没有能力承担医治费用的病人，他们的用药由国家民政出钱，当然没办法吃太昂贵的药，他们只能吃几分钱一颗的低廉药品，用量也比较多，而这些药的副作用相当大。”医院的一位医生说。

　　“一吃药，人就呆掉了，手上没力气，嘴还淌口水，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睡觉。”张玉宝是鬼精灵的叛逆分子，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他有时会趁护士不注意，把药折在指缝里，偷偷扔掉几颗。他多次尝试自杀，在一天要搜身3遍、连抽烟打火都要护士代劳、没有任何自残工具的情况下，他还能用裤子勒着脖子，把自己吊在门把手上，然后歪倒在地，企图轻生。

　　在郭海平《癫狂的艺术》一书出版以后，人们开始了解这些精神病人以及他们的画作。郭的一位商人朋友，看了张玉宝的画，马上决定资助他服用先进一点的药品，好延续这位病人艺术创作的可能性。“我让王玉医生算了一笔帐，依照张玉宝目前的病情，一天三顿都换成进口药，一个月大概是200元出头，一年下来也才3000元左右，我少打一场麻将就有了。”这位老板很实在地说。

　　三个月结束的时候，医院为郭海平举办了一个送别联欢会，击鼓传花，结果许多病人都把花死死地抱在胸口不肯传，争着表演节目。“我离开医院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走过来，拥抱我。”

　　什么叫灵魂出窍

　　收集了大量精神病人的画作后，郭海平发现，许多精神病人的绘画都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比如，他们中的很多人画的都是俯视图，而且带有透视功能。”如果他们画一辆车，他们会画从空中俯瞰的效果，而且视线可以穿透钢板，画出车里坐着的人和方向盘等等。“仿佛他们的灵魂已经在天上，穿透性地俯视着我们这个世界，看了他们的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灵魂出窍’，什么叫‘魂不附体’。”

　　郭翻阅了精神分裂症医学的不少相关资料，“据称精神分裂病人的思维是经常‘脱离现实’的，‘思维脱离现实’在此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灵魂与躯体的分离呢？”这又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主观假设，因为迄今为止，我们的科学对灵魂是否真的存在，既无法确切证实，也无法完全证伪。

　　在入院之前，郭海平对自己的设定是“平视精神病人”——抛开悲悯和同情，平等对待。但真正接触和了解他们后，他的视角转变了。有人问他，“你教他们绘画吗？”他大笑：“我还教他们？我只能仰视他们，他们的灵魂都已经在天上俯瞰大地了，我却还是在人间的凡夫俗子呢。”

　　在祖堂山精神病院里，我不止一次看见郭海平跟几个画得比较好的病人拍肩搭背，管他们叫“大师”。

　　他们绘画的状态也非常具有大师风范，“这些病人落笔都很肯定，几乎从来不用橡皮修改。对颜色特别挑剔，在用色方面，特别是浓艳的对比色方面有强烈的直觉。有些人还格外自负，张玉宝就说过，他想画的东西全在他脑子里，他对自己的画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别人都不如他。”

　　李丽是一位被医生诊断为“智力发育迟滞障碍”的12岁的小姑娘，在医院里初见她时，郭海平对她怪异的相貌表情完全无法适应。“也许是因为她给我第一印象过于强烈和刺激，以至于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敢邀请她来画室……但最终我还是鼓起了勇气……”

　　“为了缓和画室里的气氛，有一天我用笔记本电脑播放了几首乐曲，李丽进门一听到音乐便翩翩起舞起来，情景让我十分感动，不仅如此，她还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邀请我与她一起跳舞，这更让我欢快无比。此时我已经完全将她当成了天使，而决非什么弱智病人。相反，我觉得自己才更像一个病人，迟钝、犹豫、分析和盘算，自以为得到了许多经验和知识，结果却陷到更深的困惑和迷惘之中。”——郭海平的住院日记

　　张玉宝在报纸上读到了精神病院要搬迁的消息，那以后，他每见到“郭老师”一次，就嘀咕一次，他不想搬迁到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南京青龙山精神病院。他觉得“郭老师”能量大得很，能帮他们出书，能给他们买烟，能找到朋友捐钱帮他换好药，还认识记者！他大概希望郭老师能阻止政府用老年公寓取代精神病院的计划——这当然已经超出了郭老师的能力范围。

　　郭海平和王玉医生合著、并由郭的朋友聂鹰先生捐资出版的《癫狂的艺术》一书，收集了病人的画作和他对病人的观察日记，并结合王玉对病人的病理及治疗记录，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一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在国际上，精神病人的艺术疗法很普遍，日本的草间弥生、英国的Louis Wain等著名艺术家都承受过精神分裂的痛苦，但他们照样留下了令人称颂的作品。国外不主张将精神病人隔离住院，提倡社区式、家庭式治疗，这一点同样值得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关注。

　　三个月的住院结束后，郭多次重回医院看望病友，让他伤心的是，很多当时画得不错的病人，比如张玉宝和王军，因为受制于药物，开始变得迟钝，也不再有条件画画。于是他和画家朋友黄药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个病人从医院里接出来，请专职的人看护，让他们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继续安心作画。

　　黄药新近从美国回国定居，经济条件优厚，在南京清凉山附近买下几百平米土地建了个画室，他是个关注灵异精神世界的画家，尤其对外星智慧生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的作品里，总是影影绰绰地描画着外星人的身影。黄药愿意负担这两个病人的生活开支，并为他们提供独立的画室和卧房。

　　可问题是，毕竟精神病人是不具备行为能力的，他们离开医院后将如何保障安全？另外，像张玉宝这样没有任何监护人的病人，没有亲属签字，在手续上难以为他办理出院，谁又能负得起这个责？

　　秘密

　　在南京文艺圈里，郭海平小有名气。他创立的咖啡馆“半坡村”是南京文化人的聚集地，这里经常不定期地举办先锋影展和文化沙龙，“半坡村”的常客、作家韩东有几句自嘲诗赠给掌柜郭海平也相当合适——“牙蛀空了/就让它空着吧/剩下的已经够用。”

　　郭海平的笑容天真无牙，笑声格外响亮，但除了啃玉米不方便以外，他什么都能吃，还照样嗑瓜子。

　　郭海平归纳自己的病是：不适应，不成长。他在很多方面还保持着少年的心性，所以任凭妻子和父母百般劝说，他就是不要孩子。他太太说他，“他还没玩够呢，‘我自己还没开花呢，你们就要我结果？！’”

　　郭海平说，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里写得很对：“中国人的生命从来没有盛开过。”他要开花，要盛开，要怒放！所以他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拒绝按部就班，不想买房买车，反感努力挣钱。

　　郭海平在家中排行老六，是幺儿，他对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关注，起源于他的哥哥。哥哥比他大十来岁，性格内敛，天分聪慧，身材又健壮，是父母冀望最厚的孩子。但因为在南大工作的父亲“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原本打算参军的哥哥政审不合格，改放苏北农村插队。

　　“那时候我还很小，大概一年级，一天放学回家，突然看见下放当知青的哥哥被人送回家了，两个大汉一左一右押着他，他被用绳子五花大绑，勒在我们家的凳子上。”他一向崇拜的高大而聪明的哥哥已经完全疯了，当时哥哥的眼神在幼年郭海平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成为了日后弟弟主动要求入住精神病院的隐秘动因。

　　“我们年龄悬殊太大，哥哥离家时我还太小，对他了解不多，我只记得他特别护着我，从来不让别的孩子欺负我，带我上街玩时，他把我顶在头上。”家人谁也不知道哥哥在乡下发病的具体原因，只模糊地猜测是参军不成引起的失落。直到很多年后，哥哥告诉郭海平，他曾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挑灯学习《毛选》，热血沸腾，亢奋无比。“然后就陷入癫狂状态。我问他为什么要三天不睡觉连读《毛选》，他大声说：因为写得真是好啊！”

　　哥哥18岁发病，现在已经年近60。终生没有娶妻，连恋爱都未谈过一场。不发病的时候，他是个最善良温和的好人。父母不忍心自己百年后孩子没人照顾，曾帮他张罗过一个对象，他受了刺激，马上发作起来。那以后，再没人敢跟他提及找女人结婚这回事。

　　“其实我的哥哥，就住在祖堂山精神病院里，不过跟我不在一个病区，他也没来活动室参加我的艺术活动，他服药几十年，已经完全丧失画画的能力了。我入院以后，有病人一看到我就说，‘我认识你，你是郭恩平的弟弟！”

　　(为保护本文所涉及的精神病患者的权益,文中病人皆为化名，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