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一百年误读 二百年孤独

　　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

　　2009年2月12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这二百年，是世界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也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但达尔文在中国的传布，却不是因为其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而是因为其作品中的“物种灭绝”和“物种竞争”理论。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对达尔文的“误读之线”。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这是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

　　南都周刊编辑:阚牧野 特约撰文 钟岩苑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的开篇，讲述看冰故事。和冰一起来到马孔多的还有各种代表着科技进步的机械玩意儿，紧接着，火车、轮船以及梅毒络绎来到马孔多，开始了一百年的天翻地覆。某种程度上，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同样可以移植到同属第三世界的中国境域。

　　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人身上长出猪尾巴，并非稀奇古怪的事，只是“返祖”之一种。这一切皆拜达尔文所赐，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物种演变以及人类进化的历史已经成为科学，从小学生的科学课堂讲起，足见其影响深远。

　　从李鸿章到鲁迅

　　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举行春季考试，一个名叫钟天纬的学生写下了如此答卷：

　　迨一千八百零九年，而达文生焉??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特著一书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大旨谓，凡植物、动物之种类，时有变迁，非缔造至今一成不变。其动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澌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谓天道自然之理。但其说与耶苏之旨相反，故各国儒士，均不服其言。初时辩驳蜂起，今佩服者渐多，而格致之学从此大为改变。此可谓千秋崛起之人也。

　　这里的“达文”，就是俗译的达尔文，“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之书，就是《物种起源》。不论钟天纬当时是否已经读过此书，他对于《物种起源》的评论的确到位。阅卷老师、李鸿章将这份答卷列为“超等”，并写眉批：“达文明动植之学，有动植原一书，明自然之用，宏旨若中国老子。”李鸿章在这里给了《物种起源》另一个译名，《动植原》。

　　当时的李鸿章，贵为北洋大臣。尽管他将《物种起源》的“宏旨”比附为中国的老子，有点滑稽，但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新兴科学“物种进化”理论并不陌生。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将修身和治学分为“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平天下”几个阶段。格物致知，是初始阶段。明朝的王阳明，曾经蹲在家里“格竹子”，呕心沥血数天数夜，没有“格”出来。而在1889年，上至朝廷重臣李鸿章，下至普通学生钟天纬，都可以款款而谈达尔文，并且迅速地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与此同时，达尔文在欧洲引起的反应，确实毁誉参半。一直到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律，禁止在课堂讲授“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被称为“反进化论法”。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田纳西、阿肯色和密西西比三州才废除各自的“反进化论法”。

　　实际上，早在这份答卷之前16年，达尔文的名字就已来到中国。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则“新书资讯”，《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介绍西洋博士“大蕴”出版的新书《人本》。“大蕴”就是达尔文，《人本》就是他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和性选择》。

　　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的同一年，数学家华蘅芳翻译了英国地质学家雷侠儿的(CharleLyell，现译为赖尔)《地学浅释》一书。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为PinciplesofGeology(现译为《地质学原理》)，是一本对达尔文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据说，达尔文在乘坐比格尔号轮船环游地球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就是这本书。在赖尔死后，达尔文发表悼念文章：“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学习研究了他的伟大著作。”同时，赖尔也是最早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人。在华蘅芳的译本里有如此一段话：“有勒马克者，言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可自此物变至彼物，亦可自此行变至彼形。此说人未信之。近又有兑儿平者，言生物能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这里的“勒马克”，如今通译为拉马克，这里的“兑儿平”，就是达尔文。

　　《地学浅释》这本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康有为、梁启超都对此书赞誉有加，而影响最深的人，则是鲁迅，鲁迅早年曾经手抄此书，并曾撰有《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文章，对进化论多有发挥。五四时期，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亦源于他所信奉的进化论思想。

　　 从严复到胡适

　　欧洲对达尔文的拒斥，源于欧洲宗教的“上帝造物”学说，上帝及其所造物与人是神圣的，《物种起源》则打破了“造物”的神圣性。中国人能够容易地接受达尔文，因为中国的思想体系里不存在“造物”概念，儒家不讲宇宙论，敬神鬼而远之，道家宣扬万物平等、庄生化蝶等思想，导致李鸿章认为《物种起源》“宏旨若中国老子”。真正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不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是严复的《天演论》，时间是1895年。

　　不久，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京津，出身海军的严复投书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在《原强》中，严复开篇就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寰，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

　　这篇文章里，出现了此后一百年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物竞天择”。国难当头时，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天演论》的原本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伦理学”所讲述的，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的规则。因应“国难”，严复只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断然把后半部分删掉，代之以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

　　达尔文在中国的误读由此开始。《天演论》出版之后，立刻风靡中国知识界。第二年，梁启超在上海读到《天演论》，他在“物竞天择”的基础上，阐发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进而发表了一系列宣扬社会进化论的文章，比如《新民说》、《新史学》，影响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这其中最振聋发聩的，要数《新民说》，高声宣讲“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后来，梁启超如此总结自己对达尔文的认识，“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贻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

　　当时有一个小孩叫胡洪梓，十多年后，这个孩子改名为胡适，名字取自“适者生存”。当时还有一个孩子叫毛泽东，他也信奉梁启超的理论，和同学蔡和森成立了一个青年组织，名字叫“新民学会”。

　　从康有为到陈独秀

　　《天演论》在中国掀起惊涛骇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则命运多舛。1901年，马君武开始翻译《物种起源》，至1919年翻译完毕，当时时值中国的五四运动期间，1920年马君武的译本《达尔文物种原始》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马君武持续近二十年翻译此书的目的，说起来很好玩，也很尴尬，在译本“序言”中，马君武写道：“此书为全世界文明国所尽翻译，吾国今既不能不为文明国，为国家体面之故，亦不可无此书译本。”

　　在《物种起源》受“冷落”的同时，另外一些外国著作被翻译进中国。1901年，杨荫杭翻译了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加藤弘之的《物竞论》，该书原名《强者的权利竞争》，否定了美国的“天赋人权”观，声称“优胜劣败是永世不易的自然规律”，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另外一个日本人有贺长雄的《人群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也被翻译进中国，并直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以至于当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能够很顺利地被李大钊等人接受。

　　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中国，经过误读与蜕变，真正产生影响的却是社会进化论。首先从中吸取影响的是康有为，他将社会进化论与中国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宣称孔子“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康有为的《大同书》，塑造了一个未来乌托邦世界，没有国家，没有贫富，世界各种族平等相处??1917年，年轻的毛泽东在给友人黎锦熙的信里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康有为虚构的大同世界，影响着毛泽东一生。

　　康有为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依旧属于渐进型，而在湖南人谭嗣同那里，渐进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面貌，他提出“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维新运动失败，吴樾、邹容等进而提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提倡激进革命和暗杀。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则提出了革命与兽性的关系：“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

　　 题外：两面的种族进化论

　　达尔文的误读，在中国被一步步激化。在这个过程中，种族进化论在中国也有庞大的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呈现出两面性。

　　一方面，由于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造就了“保国保种”的思想流行。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中痛心疾首：“今太西哲学大家创为天择物竞之说??种族既殊，竞争自起??当西人东渐之后，亚种劣而欧种优，故忧亡国，更忧亡种。”对应于西方人的白皮肤，中国人因为是黄皮肤，在当时自称“黄族”，并由肤色，为自己找了一个老祖宗，就是轩辕黄帝。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写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从商周以降，在中国的民族传说中，黄帝从来没有被抬高到如此位置。

　　另一方面，由于黄色距白色较近，黑红等色距白色较远，肤色延伸出当时中国特有的种族主义思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白种之强固局优胜，而黄种之多且智”，在20世纪初期流行着“中国文化西来说”，宣扬中国人由白种人演化而来。在竭力弥合黄种和白种差异的同时，当时的知识分子又不停张扬黄种与黑种红种的差异性。当时激进革命杂志《江苏》上有一篇雄文：“红黑二种，奄奄待尽，已无望矣。其雄峙东亚，土地之广生聚之蕃，足比美与白人者，惟我黄种。”

　　昨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今日之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然而，谁又能担保各种对达尔文的“误读”不会卷土重来？(来源：南都周刊)